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根据访谈与资料整理

【编者按】

上海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日前揭晓。“学术贡献奖”尤其引人瞩目，该奖项用于表彰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上海学者。其代表性成果须在理论研究上有创新，在学术研究上有创见，在学科建设上有建树，在现实生活中有意义。

自2004年开设以来，学术贡献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截至目前，仅有42位学者获此殊荣。

第十七届“上海哲社奖学术贡献奖”授予四位学者：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刘君德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桂世勋教授、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澎湃新闻特别邀约拜访四位学术贡献奖获得者及其学术朋友圈，望可概述各位老先生的学术生涯、治学经验及学术思想，助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临近耄耋之年，葛剑雄仍能从脑海中追索出幼时在浙江南浔宝善街家中目睹的情景：镇上来了很多兵，有沿街的邻居来家里避难，国民党军队散兵翻墙进来，求老乡们给件旧衣裳，把自己的军装换掉又翻墙离开。结合南浔友人查证，他推究，这一幕应发生在南浔解放前夜，即1949年5月1日，自己那时正三岁半。其后几年，头脑中的显影更加清晰：南浔学生敲鼓吹号，拿着标语旗从街上走过，晚上人们提着纸糊的灯游行聚会，他自己也在其中，但灯纸被烛火烧着，最后小手上只剩一支木棒。

这些细节是有关自身的史料。作为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从这个世界提炼出的最初和深刻的印象，正由许多具体的人在大历史中的状态构成——而他自己也一边观看，一边身在其中。自1950年9月跨入校门至今，葛剑雄就没离开过学校，走过小学、中学、大学，经过读书、教书、再读书、再教书。无论书里书外，面对的都是制度下的人群。葛剑雄知道，自身经历正是典型的时代变革样本，正可供来者观照。

2025年7月14日，葛剑雄在第十八届国际历史地理学家大会作大会主旨报告。

他认为有必要把这些事情记下来。

历练与自在：在生存与好奇之间

1978年春天，32周岁的中学英语教师葛剑雄要报考研究生。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兴冲冲去报名，却被告知已超龄几个月。这次是“不拘一格”，绝不能再错过。高中时他想读的是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但正逢小家庭刚成立，不好离开上海去北京。在复旦大学的专业和导师中，葛剑雄看到历史地理，觉得这两科自己都喜欢，也比较务实，又记得见过谭其骧的名字，就选定了这个。

由于上一年刚被评为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年底还作为闸北区中学教师代表，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葛剑雄再三向校方说明，报考研究生只是想检验一下自学成果，“以免这种异想天开在校引起不良影响”。

“自学成果”大概要追溯到高中。葛剑雄1964年从市北中学毕业时，就想自己今后只能依靠自学。他高二时体检查出浸润性肺结核。“当时饥饿和营养不良导致十六七岁的学生患上各种疾病，每次体检都有新的结核病人被发现。”凭肺结核病的证明，可到菜场办照顾卡，增购肉和鸡蛋若干，还可订一瓶牛奶。但在休学一年半后终能复学，转入下一届又读了半年后，葛剑雄仍因肺结核未愈，体检不合格而无法获得高考资格。

对正在拥抱知识和开拓眼界的青少年葛剑雄，这无疑是巨大打击。在1956年转到上海读小学六年级之前，葛剑雄几乎没离开过家乡南浔镇。当地以藏书数十万卷的刘氏嘉业堂闻名，又以“四象八牛七十二条蛟黄狗”称雄，而葛剑雄的家庭则是光环之下的普通人家。他的父亲做了多年银匠，能在首饰上镌刻工整的楷书。而母亲读完了初小。全家文化程度最高的是1949年前读了初中的舅父。没料想葛剑雄自小对书和文字感兴趣，4岁多随大孩子坐进圆通庵改成的学堂要上学不肯出来，教师看他坐着认真，便答应他可以上学。只是门槛太高，需要人帮才能跨过。“以后学了历史才知道，这就是当年庄廷鑨父亲庄允诚为他刻《明史》的地方。”如果说有什么家学渊源，那么葛剑雄对动手操作实践乃至工程科学的热情，日后还会被逐渐激发出来。

但在当时，生计由于家中父亲失业而中断，一度只能靠变卖和借贷维系，幼童葛剑雄可读的书极少，只得对拿来贴窗的“申报纸”上的字反复审视，还把比自己高三年级的姐姐的语文课本当作课外书。因学费、书簿费难以交齐，唯恐被赶出教室，他在心惊胆战中上了一段时间的学，所幸“老师总是说话不算数”，一再宽限，最后是舅父送来救急的钱。直到读完小学五年级，跟随寻到土法制造钻头这一新营生的父母离开南浔来到上海，葛剑雄从未买过一本课本之外的书籍。

1950年代，上海苏州河。

乘了一夜的船，葛剑雄未曾入眠，自苏州河来到上海。虽然全家不过租住在闸北一处10平米的棚户阁楼，上海仍对这个孩子报以开放和欢迎。1956年7月，他到闸北区教育局办转学手续，办事人员找来五年级期末考试试卷，表示成绩合格才能接收。葛剑雄顺利通过，随即转学成功。他像一块巨大而干燥的海绵，在各种文教设施、艺术展览和形形色色的人群之间，迫切地吸收其中养分。如饥似渴的状态伴随着他的整个求学过程。来沪几个月后，他便学会讲上海话，跟上海孩子没有区别。

仍因年龄和开销受限，葛剑雄更想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初高中阶段遇到能鼓励学生的兴趣，而不是施加压力或提出目标的几位好老师，成名成家后的葛剑雄将其引为一生幸事。在初中长安中学，语文老师和历史老师知道葛剑雄受学生身份限制，想借书而不得，主动提出可以替他去借书、带他去借书，以及把自己家里的书带来供他借阅。葛剑雄初次听说谭其骧的名字，正是初中历史老师说到当时正在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

《中国历史地图集》全八册

初中时，葛剑雄一度爱上制作航模，很多课余时间在学校学做航模，参观航模比赛，虽然一套最便宜的航模器材也买不起，他也常去南京路的翼飞航模店看。初中还办了无线电收发报组，葛剑雄跟指导教师磨到试学资格，去四川路上的青年宫用整套设备熟练操作，日积月累形成的肌肉记忆，或也成为他日后更早运用打字机和电脑的入口。

1959年，建成不久的闸北区少年宫，开办了免费的特长班。葛剑雄正值初三，考取了其中的文学创作班和美术班。因时间重叠便隔周轮流去上，直到美术班开始教油画要买颜料，发现买不起才知难而退。后来，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次名画展，门票价格从1.5角涨到了5角。葛剑雄咬咬牙仍然花钱去看，付不起返程公交车票钱，就从人民广场步行三公里回到上海北站附近的家，觉得看到了国宝级的画很值。少年宫文学班的指导老师孙书年是附近新伟印绸厂的厂校教师，是钱基博先生的外甥，学问很好。孙书年看葛剑雄有兴趣，便约他去天水路弄堂家里，每周或隔周一次，告诉葛剑雄哪些书值得看，也取出书画和扇面教他欣赏。这一问学持续到高中毕业。葛剑雄由此打下文史知识基础，也对书法产生兴趣。后来他考上青年宫的书法班，有更多著名书法家来授课。“在当时的上海，只要你有兴趣，就有各种机会。”葛剑雄回忆。

到了高中市北中学，历史、语文、英语等老师和班主任，不仅带葛剑雄借书，还干脆把他带入教师阅览室读书，使他那时就读了一部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名著，包括一些文学古籍。高中病休期间，葛剑雄白天常在阅览室中度过，与有的青年教师成为交往密切的朋友。后来，其中的历史教师W，也报名参加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的研究生考试。葛剑雄也有自购的书，比如病休一年半期间，《诗词格律》翻来覆去看过多遍。

教学也是一样宽松，只以所学为准绳。高中英语老师赵汉文见葛剑雄对英语有兴趣，让他参加课余英语兴趣组。高一从ABC学起，家里没有人懂英语。但因为打下坚实基础，病休时自学了高三教材，复学后考试仍然非常轻松。“我英语学得很好，却从没得过满分，老师也没有这样要求我。”每当大考前停课复习，葛剑雄照例在上海图书馆、博物馆，福州路各个书店中度过。根本没有专门复习，数理化也能得4分。

而高中历史老师毛仁村对葛剑雄说，课上的内容你不必学，只要参加考试就行。葛剑雄感觉出去玩也不太好，就在历史课上做作业。有一次他不小心和同桌金宗伟越讲越起劲，毛老师只是走过来俯身在耳旁说“轻点儿”。

“宽松成这样子。”八十岁的葛剑雄的感谢多过感叹。

虽然高中已明确了侧重方向，也在休学期间学会了自学，但葛剑雄也感到自己不能做“社会青年”。在班主任余邦贻的建议之下，19岁的葛剑雄抱着“今后还有上大学的机会”的念头，报名上海教育学院师资培训班。同是听从余邦贻老师劝告，他放弃原定的语文而选教英语。因为英语教起来轻松，有更多自学时间，而语文教学工作量很大，每周要批两个班级的作业。

1965年8月，经过在母校市北中学的实习后，葛剑雄成为新建的古田中学的一名英语教师。他还报考了上海外语学院夜校部，读到1966年6月。其后数年间，他能以“支援世界革命”“批林批孔”“评法反儒”的名义学英语，看古籍，看内部书，对发来订单的英文“内部书”一般都买。总之拿到书就读，对回忆录或传记等关切现实的内容尤为感兴趣。他用25元选购了一台1930年代的UNDERWOOD手提式打字机，练习正规盲打，打的是英文毛选或《北京周报》。这台打字机用到1986年，其后又给几位研究生练打字。而锻炼身体也是主要任务，他自1967年学会游泳起坚持至今，40余年来保持一次能游1600米的水准。

葛剑雄在古田中学实际工作了13年，其中负责学生管理工作10年。学校领导、师生到周围街道里弄的干部和居民，所属公安局、派出所和附近单位，几乎都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只要找到他，古田中学再厉害的学生也能制服。

在葛剑雄看来，这段经历使他学到很多在书本、课堂、校内学不到的东西，对社会获得比较深刻的了解。“当我进入史学领域后，我认识到，要读懂史料的文字内容固然不易，但真正困难的是要读懂文字的真实含义，即文字背后的事实真相，那十余年的经历积累下来的经验意外地帮了我的大忙。”想到高中前后两个班级的同学经历了诸多磨难，而自己留在上海做中学教师，还能为同学联络和聚会提供条件，葛剑雄认为自己算是因祸得福。

而在读研究生后，葛剑雄也发现，以前无意中积累的知识也大有裨益，学问的基本原理是相通的，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通用的。“历史地理本身就涉及历史、地理和不少相关的人文、社会和自然学科，需要较广的涉猎和触类旁通。这样的兴趣我一直保持至今，只要有机会就会利用。”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也不能贪多务得或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目的或主见，葛剑雄对其他学科的了解，一般仅限于基本原理和最新进展，面对过于高深或一时弄不明白的问题，也总是及时放弃，留待以后。

直到1983年9月，葛剑雄才第一次踏进嘉业藏书楼楼门。

“我经常对学生说：以往的社会现象是无法重现的，但如果你了解了今天的社会，再了解过去的社会就比较容易了。”正所谓，考事者寻微，觅迹者悟本。多年后，葛剑雄对家乡南浔的藏书楼嘉业堂有这样一番评点：“楼主刘承干虽以前清遗老自居，处世却相当现实，日占期间一方面利用“满洲国皇帝”溥仪题字的匾额当书楼的护身符，一方面却已将大批珍本秘籍让与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主动捐出财产图书，既保全了藏书楼，也使自己能安享天年。中国近代的藏书楼中，嘉业堂是最晚建的，但一度最辉煌，归宿最圆满，留下的建筑、设施、图书最完整，如今也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国宝。”

葛剑雄考上研究生后，还产生了一系列的良性影响。按照当年的政策，工作关系留在古田中学，并继续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直至五年任满。得知葛剑雄的情况，第二年中学教师中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大增，曾与葛剑雄同班的两届高中同学也开始做报考准备，来到他家复习政治英语。许多人如愿以偿，成为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

由点及面：走向人口史与移民史

葛剑雄真正体会历史地理是怎样的学问，还是1978年9月跟谭其骧读研究生之后。这年5月的研究生初试就近举行，只要10分钟就能从古田中学走到设在上海工学院的考场，葛剑雄把自己的课调到早上，腾出考试的时间。这样也不耽误工作。三天里考了政治、英语、古汉语、历史和地理五门。除了地理试卷有的名词解释没有见过，葛剑雄也不觉得其他有什么难度，要点都在平时的工作和爱好之内。初试总分是全系第一。

很快有了复试通知。葛剑雄借助十天公假，临阵突击复习，白天在上海图书馆的参考阅读室，晚上在自家斗室吹风扇温书。看到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硬背下有关历史地理的概念。来到复旦大学的复试考场相辉堂，他仍不觉题目有什么意外，注意到考场外站着不少殷切的考生家属，他们将家人团聚与未来出路的盼望，全部寄托在这次考试上。

这仅是序曲中闪现的几个小节。人口的增减与迁移还将成为他学术人生的主旋律之一。面试在龙华医院进行，谭其骧正在住院治疗。被问到读什么书，葛剑雄尽己所能，跟着追问回答。参加面试的五人都被录取，其中葛剑雄年纪最小，比最年长的周振鹤小4岁。第一次开课也是在龙华医院的接待室。

接触到历史地理，葛剑雄疑惑，究竟要用什么本领，才能画出清朝的、汉朝的地图？谭其骧告诉他，主要根据文献材料考证。比如，秦始皇并未留下多少记录，但《水经注》讲到，水流向何地，旁边有某城。可查到文献说这是秦朝的某郡。还要根据其后的文献记载向回推，如有人做《水经注》说这是唐朝某县，宋朝方志也提及这是唐朝某县，一直到明清的方志。葛剑雄这才有了概念。

每个盛世都被不断记取。两汉是古代中国最长的稳定时期，班固编纂的《汉书》得以成为断代史中最全的资料库。谭其骧将《汉书·地理志》视为所有《地理志》中最基本和重要的一种，给恢复招考后的首批研究生上课时，亲自讲解这部书。葛剑雄对《汉书·地理志》郡县的户口数很感兴趣。为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对自己选的河东郡写考释，又希望在户口数字方面有所发挥，葛剑雄把整部《汉书》翻了一遍，找到和户口有关的一些资料。这项作业也得了高分。

葛剑雄感到人口问题可以做文章，便选定以西汉人口作硕士论文，开始整理更多史料。这篇《西汉人口考》已在1980年9月写完，谭其骧认为可尝试发表，葛剑雄在赴京交流时将其交给《中国史研究》。到了10月硕士论文答辩时，文章已发表出来。答辩委员会是历史、地理和经济等学科的大家，包括吴泽、伍丹戈、陈桥驿、黄世晔、吴应寿等。他们建议，不要光写人口数量变化，要全面考察一下西汉的人口问题。

1981年底，葛剑雄硕士毕业，留在研究室工作，继续跟谭其骧读博士。此前已有“为了研究的目的，阅读必须穷尽”的明确意识，又得益于积极的学术交流环境，葛剑雄不断延伸和参照。还在写硕士论文时，他读到台湾学者王业键教授来大陆讲学的报道，其中介绍了何炳棣的著作《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的主要观点。这本书的思想和研究方法使他深受启发，也促使他在博士阶段，去寻找更多国外的人口历史、人口地理以及社会史的书籍做参考。“凡是当时能够找到的书籍我都找了。”但国内还是找不到这本何炳棣的著作。

葛剑雄的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

相比硕士论文只做人口数量，葛剑雄的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扩大到人口分布，也涉及人口迁移。谭其骧外出工作或开会时，葛剑雄作为助手与之朝夕相处，随时可就博士论文求教。文章早在1983年4月完成，谭其骧认为达到博士论文要求，葛剑雄和师兄周振鹤提前博士毕业，1983年8月举行答辩。答辩委员会成员均为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的泰斗。其中几位老前辈，鼓励葛剑雄继续努力，从西汉往前后研究，做成一部人口史的通史。

同年10月，作为新中国培养的首批文科博士，二人从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手中接过历史学博士学位证书。这成为一时轰动的盛事。作为中国第一篇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新中国第一本公开出版的博士论文。1987年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也在该社出版。

1983年10月19日，复旦大学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谢希德校长向42岁的周振鹤、38岁的葛剑雄颁发博士学位证书。两人成为新中国自1980年建立学位制度以来的首批文科博士。 毕品富 摄

拿到博士学位后几天，葛剑雄接受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资助的国家重点项目《中国人口》丛书编委会邀请，在谭其骧指导下撰写《中国人口·总论》第二章《历史人口》中1911年以前的部分。这部分计划的字数只有数万，但涉及中国人口史的绝大部分。葛剑雄自此开始酝酿，写一部中国人口史。

尝试完成这章初稿时，葛剑雄体会到，中国人口史留下的空白和必须重新研究的问题太多。“研究了一下东汉的数字就感到束手无策，三国、南北朝的更无从入手。”1985年7月，葛剑雄赴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解决中国人口史的难题。

赴美第一周，迫不及待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拜读了何炳棣的书，葛剑雄感慨，国内关于“丁”和“口”比例如何的讨论看似热烈，实为步入歧途的无效劳动，这本出版于1959年的书已做过很多严密论证。而在美国一些大学问到中国学的研究生，大家几乎都知道“丁”的真正含义是“fiscal unit”（赋税单位），而非“population number”（人口数量）。

葛剑雄1986年得到许可，将何炳棣的著作译为中文在大陆出版。到了2000年，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正式出版。

1986年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葛剑雄听到一位来自纽约的教授报告中国历史人口的数量和分布。葛剑雄并未感到报告有什么独到之处。而这位教授声称，自己研究从不采用中国学者的说法和证据，而他所用的历史地图和分地区的人口数据分明取自中国学者著作。这位教授回答批评时，竟表示与中国学者没有共同语言。

这次遭遇强烈刺激了葛剑雄。之前参观了美国诸多大学、研究机构和图书馆，在中国人口史研究文献中难觅大陆学者的著作，葛剑雄感到，直到1986年，除了前述何炳棣的研究能够为人接受，中国还没有像样的中国人口史；而要改变人家的偏见和狂妄，就要拿出科研成果。

1986年春，借助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之机，葛剑雄去芝加哥大学向何炳棣求教，提出了人口史研究中困惑的问题。何炳棣并未直接回答，却着重谈了如何理解制度的实质：“我研究的是明清以降，但制度的原理是相通的，研究方法也是相通的，就是西洋史与中国史也是相通的。”这些话给葛剑雄留下深刻印象，也产生了持久影响。自此，他研究每个问题时，都会注意它与国际上的关系；未了解世界上相关情况前，绝不轻易作国际比较，在谈中国问题时不轻易涉及其世界性。何炳棣也同意了葛剑雄提出的请求，将这本书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

葛剑雄1986年回国，决心努力攻克中国人口史的难题。作为中国人口史的重要部分，他设想先从人口迁移入手，写出一部中国移民史。谭其骧正是中国移民史研究的开拓者。谭其骧读本科时，受到潘光旦影响，开始关注移民问题，1930年写的毕业论文便是《中国移民史要》，另有《辽代“东蒙”“南满”境内之民族杂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等论文，到了做顾颉刚的研究生时，也没有放弃移民史，觉得应一个个时代或地区深入，写了《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

1991年出版的《中国人口发展史》

移民史研究并非短期能有成果。当时又很需要一种比较简明的中国人口史。“就像国民应该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样，中国公民都应该了解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作为1987年国家教委重点项目，在《历史人口》一章基础上，葛剑雄1991年出版了30多万字的《中国人口发展史》。这本书不局限于人口数量变化，更全面论述了中国人口史的空间范围、时间范围和具体内容，纠正了一些长期沿用的错误成说，提出了前人从未提出的见解，也对史料的发掘和运用做了一些尝试。而由《中国人口发展史》初稿改编缩写的《亿兆斯民——中国人口史再认识》在1989年出版，这本书十余万字，更为通俗易懂。

两千年间，中国人口大起大落。这又受到地理、民族、产业、政治和军事等因素影响。葛剑雄起初便对相关历史问题保持关切和兴趣，也形成一条长期思考的线索。1987年10月，响应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论文征集，葛剑雄撰写了一篇《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上报学校，获选参加教育部于南开大学召开的讨论会。又经此会推选，于12月参加由中共中央委托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北京大兴召开的讨论会，获得论文奖。

1994年出版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文中说到：“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和分治大多是诸方面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但人们顺应历史规律，在扩大和巩固统一的范围、延长统一的时间和消除分裂的因素方面能起很大作用。”进行深入研究后，葛剑雄又将其写成一本《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该书问世三十余年，数个版本广受欢迎——据葛剑雄回忆，前后在大陆和港台印了17版。

1988年，完成《中国人口发展史》初稿后，葛剑雄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正式决定做中国移民史。谭其骧闻之，便取出完成于1930年的大学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的两册文稿，送给葛剑雄。“这是我没有写成的移民史，留给你作纪念吧。”

《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的编撰，也可谓承前启后的大事。葛剑雄联合了更多学者一起来做。作为主编，葛剑雄提出总体设想，各人负责不同历史阶段，各自独立成书，也共同讨论推究。他与曹树基、吴松弟合著的《简明中国移民史》，在1993年出版。曹树基和吴松弟也是谭其骧指导的博士。而此时谭其骧已过世，令葛剑雄倍感遗憾。1997年，由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六卷本出版，三人各自撰写其中两卷。而到了2022年再版时，这套书改正了错讹和遗漏，又增加了第七卷“清末至20世纪末”，由安介生、张根福和陈鹏飞完成。他们曾师从葛剑雄，如今是学术中坚与新锐力量。

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七卷十册）。1997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2022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

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六卷本，在此前工作成果的基础上，也在2002年全部出齐。葛剑雄撰写了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其他合著者除曹树基、吴松弟二人外，还有唐长孺先生的学生冻国栋，以及葛剑雄的学生侯杨方。2002年岁末，葛剑雄在卷后记中提到，源于史料和数据本身的限制，以及研究的复杂性超出自己的预想，“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还只能算是刚刚开始，而且这个开端相当艰难，我们原先确定的目标还只能说是基本达到。”

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六卷）2002年出版

葛剑雄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感谢了何炳棣所作的贡献。“《中国人口史》正是在吸收了国际人口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步。从与人口关系最密切的三项基本因素——资源、环境和生产力出发，揭示人口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的关系，重新复原并构造出了整个中国人口变化的轨迹。”

《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如今已被国际上广泛采纳。回头看去，之所以将人口、移民作为主要方向，大概是葛剑雄的兴趣和问题意识不断扩展，需要以宏观的系统去容纳，他又对工程和数字较为敏感，能够尝试去推进一些量化的基础性工作。

2005年出版的《历史学是什么》，成为诸多中国的历史学爱好者和学习者的启蒙

因少年时就走上自学之路，葛剑雄一向希望，能向更多人普及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这类编纂出版的工作持续进行。2005年出版的《历史学是什么》，便是其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一种书。随着学科越分越细，葛剑雄越发意识到，历史学界都未必了解人口研究的成果，遑论理工科的技术人员，因此在学术著作基础上，撰写了一些中等程度的学术普及出版物，如2020年出版的《黄河与中华文明》、2021年出版的《不变与万变》等。

2020年出版的《黄河与中华文明》

随着信息媒介的发展，葛剑雄也乐于用专题的方式，撰写更为简明的读本或是做音频视频的转化，让更多社会公众能够有所理解，如2019年出版的《上海极简史》、2024年出版的《中国人口三千年》等。这些面向公共的讲述确实受到公众欢迎，长期流传的错误观点也可借此得到纠正。他觉得，只有这样，自己的学术成果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2019年出版的《上海极简史》，书中带有两个二维码，分别对应葛剑雄用上海话和普通话所做的讲解。葛剑雄说到，其中大多是谭其骧或其他历史学者已做出的研究，自己选择最重要也较有趣的做成普及版。

薪尽火传：技术工具与人文精神

在复旦大学光华楼的“谭其骧文库”，翻开厚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下称国家地理地图集）第一册的扉页，80岁的葛剑雄指着几排名字说，这些编委会成员里，还在世的只剩自己一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

2012年出版的第一册《国家历史地图集》，已是这项工作重新启动20余年后的成果，该图集计划出版三册。1982年底，该项工作重启时，主持图集编绘的仍是已年过70的谭其骧。谭其骧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到1988年底《中国历史地图集》出齐。虽有友人建议，人到暮年，应将时间精力投入个人著作而非集体项目，把来不及写的文章写出来，但他心系更为远大的图景，认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虽是前无古人，但仅是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的普通地图集，而不是完整的历史地图集——包括各个历史时期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所有有据可查又能用地图表示的地理现象，因而希望能把《国家历史地图集》做出来。直到1992年离世之前，谭其骧知道很可能无法亲眼看到这一巨型地图的成果，但仍然明知不可为而为，全心系在这件事上。

而葛剑雄在研究生入学第二个年头，已对地图测绘史产生兴趣，查阅不少资料后，又在历史系资料室发现了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和蒙古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法文原本和早期英译本，从中翻译了《测绘中国地图纪事》一文，后发表于《历史地理》。担任谭其骧的助手后，葛剑雄10余年间常陪同谭其骧外出或住在工作场所，接受更多言传身教，也对编纂地图有了更多直观了解。

1983年10月，谭其骧在上海主持《肇域志》工作会议，与汪道涵市长、谢希德校长等合影。（前排右三谭其骧、右四谢希德、右五汪道涵，后排右一葛剑雄）

八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国家历史地图集》古地理地图的基本资料。早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修订期间，作为主编谭其骧的助手，葛剑雄就参加了全部相关会议，协助谭其骧处理往来文件信函，参与具体讨论商谈。过程中，熟悉了编绘历史地图的理论、原则、方法，处理相关的学术争议，也了解到这类国家级、多方合作的大型科研项目的管理协调和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法。

葛剑雄看到，谭其骧始终坚持，要根据历史事实画图，绝不能违背史实。大家对修订过程中的意见都认真做了研究，凡言之有理又能反映在图上的，一般都在修订中得到采纳。即便非专业人员或普通读者的来信，也受到应有重视。经过激烈辩论，意见也能达成基本一致，如大家决定，在第八册后记中写明，图集系学者研究成果，不代表政府观点，学术界虽有不同意见，图上只能表示其中一种。

1990年11月16日，“庆祝谭其骧八十寿辰暨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右一为葛剑雄

葛剑雄也看到，历史地理学科的研究本身应保持价值中立。但如何运用这些成果，只要国家还存在，那么国家利益就是第一位的。“这方面，谭先生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比如编历史地图集，用哪一种观点对国家更有利，哪些成果现在就能公开，而哪些还不能，他都是服从国家利益的。我想，我们做研究和学术方面，也是这样。坚持做我的学术成果。一旦国家需要，一切以国家的利益为主。我的理解是，学术无禁区，应用有纪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四十余年的编纂工作中，葛剑雄先后被任命为人口图组组长、编辑室主任、编委，安排并主持了第一、第二次复核会议。其中开了很多次审图会，由葛剑雄到北京召集图组组长和主要作者，逐幅审查。组长和作者大都比自己资历高、年纪大，但为保证图幅的质量，葛剑雄在原则问题上绝不退让。其间因资金等问题，项目有所推延。2018年，葛剑雄被中国社科院聘为第二册、第三册的执行主编。到2024年底，第二册图稿已全部完成编辑和初步设计，进入最终设计和印制阶段。第三册的编稿已基本完成，即将交付编辑、设计。

2013年，《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纂者葛剑雄、高德、李孝聪、邹逸麟（从左至右），翻看新书心情大好。

与此同时，葛剑雄也时刻关注与国际的交流，希望利用最新的技术，让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彰显在世界上，并能够相互对照讨论，推进全人类对中国历史的认知。1980年代末访问法国历史人口中心时，看到法国学者正在收集数百个家庭300年来的人口数据，建立历史人口数据库时，葛剑雄就想到，中国的家谱族谱资料远比法国丰富，起点也早得多，完全应该也可以做持续500年或更长的人口数据库。“但这样一项巨大的工程显然不是几个人所能完成的，需要更多的同行共同努力。”

1996年，葛剑雄担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开始设想更多运用已浮现的数字技术。2000年前后，谈到新世纪的学科发展时，葛剑雄就指出，如何判断中国历史地理达到世界水平，需要让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不仅适用于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也适用于研究外国和世界的历史地理。因此，一方面要继承传统的研究方法的优势，；另一方面要创新，去了解国际的潮流，尽可能利用最先进的研究手段。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自2000年起与哈佛大学等单位合作的CHGIS项目正来自于此。葛剑雄认为，中国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延续的、完整的历史地理资料，这保证了内容上的先进性。“欧洲说他们的目标是往前推200年，争取做到往前推300年。我说我们是往前推2000年，争取做到3000年。”技术方面也需引入最先进的工具，才能在总体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作为项目主持人，葛剑雄就必须了解有哪些先进技术可以利用，并解决其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起初的设想只是对历史地图进行数字化，但他后来觉得，应该创建自己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也即，对应当代的地理信息系统GIS，搭建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

该项目既运用国际最先进的软件技术，也让内容和学术达到更高的水平。虽然费时费力，但的确功不唐捐。这些成果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这些数据不必经过翻译，大家都可使用，自然能够更好地交流和讨论。葛剑雄记得，在世纪初，明明是开历史地理专业的会议，却有80多名自然科学的西方学者到场听会。而CHGIS的成果发表在美国的平台后，成为相关研究者必用的站点，也被评为美国人文类研究最受欢迎的网站之一。甚至在20年后的今天，信息技术和平台已层出不穷，这项成果仍一再被当下的研究者转化和利用，得到新的发展。同时，它也激励了更多人和机构，运用后来涌现的更为先进的技术，去开展类似的工作。

2005年5月10日上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大会上，葛剑雄作了《薪尽火传》的主题报告，回顾中国历史地图史及谭其骧先生的贡献，说明CHGIS是对谭其骧先生事业的继承，也是对中国传统的创新。2007年3月，葛剑雄卸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出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20年后，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来，似乎冲击着人文社会科学。而葛剑雄认为，截至目前，人工智能不过是一种技术，甚至还不能称作科学。“人工智能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思想，没有创新。研究者的创新思想，只要没有发表，人工智能就不能获得。”

2001年2月，葛剑雄在南极乔治王岛

因此，葛剑雄主张，大的历史学科也好，具体历史的分支也好，研究者一定要明白，不管出现什么新的事物，在技术和科学层面要不断跟上，但在人文这部分，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坚持自己的信仰，不能受到影响。

“人类发展到今天，要靠知识取胜已不可能。真正的本领是怎样运用这些知识。也就是，怎样通过一定方法，找到前人没有找到的角度或理念，取得突破。这就需要一个人有长期的研究和奉献精神，还要有正当的动机。”

“谭先生培养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指定我们做什么，都是我们自己找题目，他来把关。他觉得可以做，我们就做。”作为学生和传记作者，葛剑雄又回顾起谭其骧的启发式教导——每次听到不同意见，老师总是加以鼓励。“他继承了自己和顾颉刚先生这样一种私淑关系，鼓励师生之间相互开展学术的辩论，而且鼓励我们超越。谭先生就是在研究生上课期间，发现了顾先生在课堂里的问题并提出来。顾先生鼓励他写成书面的。最后，顾先生把他们讨论的内容，全部印发给听课的学生，并作为教材。”

“谭先生也一直鼓励我们自己找研究题目，他自己从不干涉。而且再三讲，学术上我当然要超越王国维、钱大昕这些人，而你们更应该超过我，否则学术怎么进步呢。”

葛剑雄荣获2007年度复旦大学“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与学生合影。

多年来，包括不拘一格招入的学子在内，葛剑雄指导了诸多优秀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比如，获评“全国百篇优博”的就有2005年高蒙河的博士论文《长江下游考古时代的环境研究——文明进化中的生态系统和人地关系》，2006年李玉尚的博士论文《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2013年马孟龙的博士论文《西汉侯国地理》。但葛剑雄当下更希望强调的是，一个人需要确定切实可行的目标，而不是处在不必要的焦虑之中，因为无论何时，金字塔上的人始终是少数，在学术界也是一样的。一般而言，历史学人做一名中学老师，可能就是很好的职业人生。

2025年10月底，面向苏州市名师发展共同体（中学历史组），葛剑雄做了题为《历史：记录、研究与应用》的讲座。

而在大众层面，面对这个多元媒介时代，历史也被以各种方式重新叙述。2024年，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成立了游戏产业研究专家委员会，聘请葛剑雄担任顾问。此前，葛剑雄还为王者荣耀的一款产品做过学术顾问，主要负责历史事实审核和价值观把关。

而葛剑雄连一局游戏都没玩过，也不知怎么玩。之所以敢接受这一邀请，是由于他认为，玩游戏本来不需要任何理由，不能将上瘾归咎于游戏，把游戏本身污名化。游戏的底线是无害，这不是靠技术实现，而是需要依托价值观念。虽然和小说一样容许虚构，但游戏不能颠覆大家的认知，一定要遵循公序良俗。

而传授历史知识，则须通过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本身，不能希望借助游戏。“其实，教就是教，如果要通过乐来教，那么教肯定是入不了的；另一方面，乐就是不教，一教就不能乐了。”葛剑雄指出，是因为古代生产力不发达，人们对玩乐有负疚感，才给出了“寓教于乐”的借口。

葛剑雄认为，游戏就是游戏，和球赛、音乐等一样，是重要的文化产品。他尤其希望纠正一个看法，评价出海游戏如何代表中国文化，不是片面强调中国元素和符号，而是要用国际元素讲述中国故事。这样才能更受欢迎，更好地普及中国文化。“如果说《悟空传》受欢迎的原因是中国元素，多少有些不实事求是，更重要的是它的故事本身。”比如，风靡世界的labubu就是国际元素的中国玩偶；而美国电影《功夫熊猫》用了许多中国元素，所表达的却是美国文化的故事。“我就是从这一点来做顾问。”

如今，80岁的葛剑雄还在进行各类社会活动。作为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希望，作为该校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能起到人文引领的作用。如此一来，在社会上的活动越多，葛剑雄越能帮助学校扩大影响，具体事务随时可以在线处理。葛剑雄也照着他的建议，在学校里多开讲座，在图书馆多办展览，以提高大家整体的人文素质。

“我从没有停止过思想。”葛剑雄认为，80岁是新起点，自己对历史地理的追求永远会有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