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门镜

【编者按】

本文是上海欧洲学会与澎湃新闻“外交学人”合作推出的“欧洲观察室”专栏的第59篇。12月1日，外交部宣布，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12月3日至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前，西班牙国王、德国副总理兼财长先后访华，而此前一度推迟访华的德国外长瓦尔富尔11月25日也表示，他计划于今年年底前访问中国。近期中欧之间高层外交访问持续增多，政治互动升温。但也正是在不久前，欧盟要求各成员国逐步从5G网络中退出华为和中兴的设备，并禁止在6G网络中使用中国设备。近年来中欧间的合作不断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欧之间的分歧常使双方关系处于较为紧张的状态。本文作者门镜教授指出，今日的中欧关系，既体现出延续与稳定的结构性力量，也展现出规范、战略与安全领域的深刻变化，并进一步探讨了中欧关系为何会在某些领域呈现出持久的稳定，而在另一些领域却出现了结构性转变。

法国总统马克龙。新华社 图

2025年是中国与欧盟建交五十周年。这一关系自1975年起步于有限的贸易与外交接触，逐渐演变为全球政治中最复杂且具有战略意义的双边关系之一。五十年来，尽管政治互信逐步下降，但贸易、科技、气候与多边合作的持续发展，使双方形成了深度的相互依存格局。今日的中欧关系，既体现出延续与稳定的结构性力量，也展现出规范、战略与安全领域的深刻变化。

为何中欧关系会在某些领域呈现出持久的稳定，而在另一些领域却出现了结构性转变？

连续性主要源于物质互依、制度框架与功能性利益的存在，而变化则起因于规范分歧、战略竞争以及外部冲击。由此，双方形成了一种兼具合作与竞争特征的混合秩序。

经济关系：防御与合作间的平衡

中欧经济关系历来是双边互动中最具稳定性的领域。自1985年签署《中欧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以来，经济往来不断深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欧贸易规模迅速扩大，欧盟在2004年扩大后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亦成为欧盟主要的外部市场。

经济上的互利互惠为双方关系提供了坚实基础，即便政治紧张时期，也未导致经贸往来出现根本性断裂。早期的互补关系主要体现为中国从欧洲引进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以推动工业化与现代化，而欧洲则借助中国市场扩大出口与降低成本。然而，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上升，双方的依赖结构出现了不对称化：欧洲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依存加深，而中国企业则在新能源、电动车、通信设备等高附加值领域对欧洲形成竞争压力。即便如此，制度韧性仍强化了关系的连续性——无论是WTO框架下的多边约束，还是双边层面的关税、知识产权与产业对话机制，都维持着相互沟通的制度渠道。

欧洲工商界长期倡导保持接触、反对“脱钩”，其影响力使欧盟政策更趋稳健。虽然贸易逆差扩大、市场准入与补贴问题引发争议，但欧盟在2023年以后提出“去风险”战略，强调减少特定脆弱性而非全面脱钩，显示出在防御与合作之间的平衡取向。

科技与产业：从“务实接触”进入“可控竞争”

与经济领域的稳定形成对照的是科技与产业政策的深度调整。过去几十年，科技合作曾是中欧互利的重要领域。欧洲企业向中国提供核心技术与工程经验，而中国则提供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产业配套条件。然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欧洲对技术安全的认知急剧变化。华为5G事件成为转折点——在美国施压与国内安全担忧的共同作用下，多数欧盟成员国限制甚至禁止中国企业参与关键基础设施。此后，争议扩展至半导体、人工智能、稀土资源等领域。

新冠疫情暴露了欧洲在供应链上的脆弱性，也加深了将技术依赖视为“战略风险”的共识。与此同时，中国在新能源与绿色产业领域的崛起引发了新一轮竞争。欧盟相继对中国太阳能板、电动车等产品发起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并推出《芯片法案》《外资审查条例》等制度，旨在维护技术主权与产业竞争力。技术合作因此从开放走向审慎，从互补转向防御，标志着中欧关系从“务实接触”进入“可控竞争”的新阶段。

政治与规范：从对话转入结构性对抗

政治与规范关系的演变则揭示了更深层的结构性变化。自1990年代建立人权对话机制以来，欧盟尝试通过制度化沟通影响中国政治变革。2005年欧盟内部关于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争论失败后，价值分歧愈发显性。欧盟长期以来的以经济合作促进政治变革的想法未能实现，而中国的制度自信与发展模式逐渐强化。

2019年《欧盟对华战略展望》首次将中国定义为伙伴、竞争者与制度性对手，标志着价值与治理模式分歧已成为欧盟对华认知的核心议题。2020年达成原则性协议的《中欧投资协定》因双方制裁与反制裁僵局而被冻结，进一步凸显政治与经济议题的交织。欧洲议会在对华政策上扮演了关键的价值推动者角色，其频繁通过涉台、涉疆、涉港等决议，使政府间的务实合作空间被压缩。这一过程意味着政治与规范领域已从对话转入结构性对抗。

气变与全球治理：展现中欧关系韧性

与政治紧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气候变化与全球治理领域的功能性、连续性。气候议题在中欧合作中保持稳定，原因在于其超越双边政治的全球性与互赖性。2015年巴黎协定前的多轮谈判中，中欧协调立场，促成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识。双方在碳市场、绿色金融与能源转型等方面延续合作。欧盟碳交易体系的经验为中国全国碳市场的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而中国在新能源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亦对欧洲的绿色转型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即便在疫情期间，气候与可持续发展仍是双方少数持续运作的合作机制。

除气候外，双方在联合国维和、G20框架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边领域也保持一定协作，但多为并行行动而非深度协调。尽管存在治理理念差异，但在维护多边体系稳定方面，双方均有共同利益。正是在这种功能性合作中，中欧关系显示出韧性——当规范与安全议题充满摩擦时，全球性挑战仍为双方提供最低限度的合作空间。

制度化机制：未来中欧关系的“安全阀”

然而，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地缘政治与安全成为中欧关系中变化最为突出的部分。

长期以来，欧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力量，中国也较少将欧洲视为安全行为体，因此早期关系主要集中于经济与外交层面。进入2010年代后，中国在全球基础设施与军力现代化方面的实力上升促使欧盟开始重新审视对华定位。但真正的转折点是俄乌冲突。欧盟对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表示质疑，这一态度引发了更广泛的安全关切。

北约在2022年《战略概念》中首次将中国视为对“跨大西洋安全的系统性挑战”，欧盟理事会随即在结论文件中表达类似担忧。与此同时，华盛顿对布鲁塞尔的战略影响显著增强，欧盟逐渐吸收并采纳了美国关于“中国作为竞争者与威胁”的叙事框架。

舆论层面上，欧洲社会对中国印象明显恶化。调查显示，在一些欧洲国家，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比例已达三成以上。这种舆情转向推动欧盟在政策上限制对中国的政治信任空间。欧盟对印太战略、供应链安全及“去风险”的重视，反映出安全逻辑在整体对华政策中的上升地位。

尽管政治与安全分歧加深，制度化机制仍展现出显著的韧性。自1970年代以来双方建交以来，中欧建立了包括峰会、部长级对话、专家组与专题工作组在内的多层机制，数量超过六十个。这些机制在多次危机期间仍维持运作，成为防止双方关系陷入停滞的“安全阀”。

其持续存在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对话机制具有象征意义，体现相互承认与外交地位；另一方面，这些机制提供了危机管理与技术协调的渠道，使政治分歧得以隔离；此外，制度惯性本身也是一种力量——一旦对话机制建立，并形成相应的部门设置与人力配置，就难以轻易撤销。尽管近年布鲁塞尔出现所谓“对话疲劳”的讨论，认为成果有限，但这些机制仍被视为维系最低限度沟通的必要装置。

总体而言，中欧关系五十年的演变呈现出形式的延续与实质的变化。经济、气候等领域的功能性利益推动稳定；规范、技术与安全等领域的分歧驱动转型。制度机制在两者之间起到缓冲作用，使竞争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

美欧关系的重塑成为这一结构动态的重要外部变量。俄乌冲突爆发后，跨大西洋合作强化了欧盟内部共识，但同时限制了其战略自主空间。未来的中欧关系或将进入“可控竞争”阶段：在必要领域维持选择性合作，在关键技术和安全议题上实施防御性竞争。政治互信的恢复前景有限，但双方均有动机避免彻底对立。

最终，决定这一关系能否稳定的关键不在于善意，而在于制度韧性——制度为变化中的秩序提供可预期性，使竞争与合作得以在同一框架内并存。连续性与变化性的并行，正是当代中欧关系的结构性特征，也将成为未来几十年欧洲战略自主能否实现的真正考验。

门镜，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系作者在上海欧洲学会、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山大学欧洲研究所于近日合作主办的“全球变局下的欧洲与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三海论坛上的发言整理稿。本次会议系上海市社联第十九届（2025）“学会学术活动月”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