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李迅典 徐嘉彤 环球时报驻澳大利亚特约记者 达乔】编者的话：在本系列上期文章中，我们通过埃及、尼日利亚、印尼等多国的具体实践和故事，介绍了全球南方国家对华认知的拓展与深化趋势。本期文章，我们将目光转向西方国家。熟悉美欧澳当地情况的一线记者以及从事中外人文交流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西方国家民众的对华认知以及学界的对华研究整体呈现更丰富立体、更多元化的“再认知”趋势。但与此同时，对中国所持观点的分化也在加剧。有专家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加强民间交流、让双方民众更多地相互走动，用非政治连接与个人体验替代说服，可能是改善西方国家民众对华认知的重要手段。

一对矛盾分化的对华认知越发凸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永升长期在法国进行教学和研究。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法国，近年来一对矛盾分化的对华认知越发凸显：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对华认知趋于积极，“尖端科技”“物美价廉”“一流服务”成为中国的新标签。中国的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华为等企业以及大语言模型DeepSeek都给法国人留下深刻印象，不少法国人认为中国在数字技术方面已与美国并驾齐驱；另一方面，受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差异影响，一些法国人了解中国发展的同时，反而更强烈认同所谓“中国威胁”。例如今年5月，法媒集中报道中国外销型战机歼-10CE首次取得实战战果的消息，而该机型在巴黎航展上与法国“阵风”战机同台亮相，在法国引起不小的舆论反应。

赵永升表示，当前法国社会对华认知呈现分化态势，往往正面与负面认知同步增强，也就是说，无论是对华持积极还是消极态度的法国民众，其人数均在增加，且双方立场均日益鲜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英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院中国论坛特邀研究员高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从民调数据来看，2023年至2025年，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民众比例一直处于高位，只是程度有所缓和。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和2025年的民调数据显示，对中国持“不喜欢”态度的美国受访者比例分别为81%和77%。

不过，高健强调，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政府所谓的对华“去风险化”叙事在美国民众中仅被有限地接受。美国民众逐渐意识到与中国“脱钩”将带来巨大经济成本。比如，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去年的调查显示，近八成美国人支持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售“敏感高科技产品”。但今年7月该委员会的调查显示，过半（53%）美国受访者都认为，美国应该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美国民众一方面受到政府叙事的影响，但也能亲身感受到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

年轻学者研究方法“遥感化”，更多学者转向政策圈

高健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正发生深刻转型，研究范式从“接触”转向“战略竞争”，并呈现以下趋势：一是研究议题安全化。几乎所有议题均被置于国家安全框架下审视：经济领域聚焦供应链韧性、所谓“经济胁迫”等；技术研究从关注“中国创新”转向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半导体竞争等；社会文化议题也常与“社会管控”等关联。二是研究方法“遥感化”。受双边关系波动影响，传统田野调查难度加大，美国年轻学者日益依赖开源网络情报，如卫星图像、大数据等，远程研究中国。三是重点转移与政治化。对中国高层政治与决策机制的研究成为显学，军事领域如解放军战略、核力量等获得空前关注与资源投入，人文学科在资金与影响力方面逐渐边缘化。四是代际更迭加速。曾倡导“接触政策”、与中国有深厚渊源的资深学者影响力减弱，在“战略竞争”环境中成长、对华态度警惕、擅长数字研究方法的新生代学者迅速冒出。

受上述趋势影响，美国中国学学者的职业发展路径出现分化，越来越多学者转向“政策圈”。首先，传统学术路径经典但日趋艰难，年轻学者需在顶尖大学攻读博士并精通中文，毕业后在中国研究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再寻找助理教授职位，用多年出版学术专著，还要面临人文学科教职稀缺等挑战；其次，政策路径迅速扩张、需求旺盛，比如进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智库担任研究员，这类岗位上升快、政策影响力直接，成果以政策报告、国会证词等为主，而非学术专著；再次，参与政府工作也是重要路径，比如在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等部门担任外交官、政策分析师，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情报机构担任分析师等；最后，私营部门路径也日益受到重视，比如在欧亚集团等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帮助跨国公司评估风险，或进入科技公司、金融机构等分析中国监管环境、技术发展等。

“必须具备自主的中国知识能力”

《环球时报》驻澳大利亚特约记者注意到，澳大利亚研究所今年10月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南海问题的研究报告。报告揭示了南海局势如何在澳大利亚被曲解和误读，所谓“中国积极扩张、进入邻国领土”的错误说法，不仅是对涉及地区内多国长期紧张局势偏狭、过分简单化的描述，也是基于对中国军事的误解产生的虚假叙事。报告还研究了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在南海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的影响：一方面，澳大利亚此举挑战了中方海洋主张；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对领土争端的报道很少考虑到中方的观点，如中国政策历史、声索的细节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外交背景。

然而，这份报告一经发布，便引发一场舆论风波，反映出澳国内在中国研究问题上的分歧和两极化趋势。澳大利亚新闻网站“The Nightly”发文称，澳大利亚研究所创始人克莱夫·汉密尔顿批评自己创建的这家智库机构当下与中国“关系太近”。不过，澳大利亚研究所重申，该机构“只捍卫思想，不捍卫政党”，“如果说有机会进行广泛、多样和开放的研究，那就是现在”。

2022年，作为对澳中两国学术与研究合作50周年的回顾，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发布报告，强调澳大利亚必须具备自主的中国知识能力，以平衡安全、政治、经济和关系建设。报告将“中国知识能力”概括为三类：基础性知识，即对中国政治的基本了解，以及中国在全球安全、贸易、文化等领域的动态和地位；专业性知识，即在特定知识领域（如经济、艺术、媒体和通信、卫生和医学、法律等）对中国进行研究所需的知识；核心性知识，即能帮助澳大利亚辨别并寻求在对华关系中独特利益的知识。

“理解中国需跳出‘非黑即白’的简化思维”

西方国家民众对华认知分化，原因是多重的。以美国为例，高健说，在美国党争加剧、政治极化的背景下，“对华强硬”成为唯一牢固的跨党派共识，这种精英层面的一致性塑造了公众舆论基调。此外，媒体议程设置也对舆论形成冲击。2023年年初美媒炒作“气球事件”，冲击民众“本土安全感”。去年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引发紧张局势，以及今年4月东部战区位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均被美媒歪曲为中国“军事威胁”。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欧洲布鲁盖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认为，欧盟在对华经贸互动中屡陷被动，部分源于其对中国产业政策与市场规则的理解不足。中国凭借竞争力提升与产业政策支持，逐步成为欧洲在第三方市场乃至欧盟内部的重要竞争者，欧洲国家却简单将其归因为“不公平竞争”，进而引发电动汽车、钢铁等领域的持续摩擦。

在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马里奥·埃斯特万看来，认知框架的局限同样影响战略判断。他举例说，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本是推动全球治理多元化的有益实践，却被欧洲部分力量解读为“挑战西方秩序”。这种误读导致欧洲一些人拒绝参与相关合作，但这反而削弱了其在全球南方市场的影响力。埃斯特万等学者在《当代中国导论》一书中强调，理解中国需跳出“非黑即白”的简化思维，从多维度构建全面认知。

西班牙“知华讲堂”副主席兼总干事玛尔塔·蒙特罗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在社会层面上，西班牙公众对中国的理解度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有兴趣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和发展模式，并希望亲自访问中国；在学术层面上，尽管西班牙的中国研究传统上受西方研究范式主导，但如今正逐步形成更加多元、多议题的研究路径，学者们更注重从中国自身的文化与制度逻辑出发研究中国现实，严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治理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华人社区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开放。第二代华人受过更好的教育、更能融入西班牙社会，并有着搭建文化桥梁的明确志向，他们代表着西中社会关系的新阶段——一个基于相互理解和尊重的阶段。”蒙特罗说。

用“微观体验”对冲“宏观叙事”

高健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称，在美国精英阶层设置的“战略竞争”宏观叙事“强压”下，试图说服美国民众改变政治看法可能被视为宣传而产生反效果，破局关键在于借助非政治连接和个人体验，提供一种平行于“战略竞争”叙事的人性化叙事。首先，用“微观体验”对冲“宏观叙事”，比如为美国学生、学者入境适当提供便利，美国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的积极体验可信度远高于媒体；其次，支持体验式而非说教式的中美青年交流，鼓励美国青年来华生活、交朋友，参加环境保护、大熊猫繁育、电竞等非政治性活动，宣介鲜活的中国形象；最后，保护和支持“学术避风港”，为研究非政治议题的美国学者提供安全、可预测的研究环境，鼓励中美在低敏感领域的联合研究。

蒙特罗认为，欧洲和中国都可以采取举措促进相互理解：第一，彼此扩大开放；第二，从中小学阶段就鼓励学生之间的教育交流，比如“知华讲堂”与宋庆龄基金会就开展合作项目，给西班牙学生创造暑假访问中国的启蒙机会，欧盟有必要扩大这类倡议；第三，促进电影、电视和文化方面的合作；第四，推动机构沟通和合作，欧中可以共同举办会议、研讨会，发行出版物，清晰客观解释中国政策、社会进步以及全球愿景，促进欧洲民众对华深入了解。

下期预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其他国家的对华认知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在“对华认知观察”深度认知系列报道第三篇中，我们邀请阿尔及利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伊斯梅尔·德贝什、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施寒微，以及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讲述1949年之后国际对华认知的不同阶段和特点、各国对华认知在塑造全球秩序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改善相互认知领域，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