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谈论到“科学家”，你脑海中浮现的是怎样的形象？是白发苍苍的爱因斯坦，还是手握试管的居里夫人？如果只想到后者，或许已是一种进步——毕竟，在大多数人的科学记忆版图中，女性始终是稀有的存在。而雅典娜·唐纳德的《一直在场：为何科学界不能没有女性》，正是要打破这一认知的局限，带领我们重新走入科学史的暗角，点亮那些被遮蔽、被遗忘、被误读的女性之光。

书名“一直在场”并非修辞，而是事实。从古罗马的希帕蒂娅到18世纪的卡罗琳·赫歇尔，从为牛顿著作译注的埃米莉·德·沙特莱，到奠定DNA结构研究基础却未被公正对待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她们不是科学史上的“配角”，而是被系统性忽视的主角。

唐纳德在书中犀利地指出：“在过去几百年间，虽有许多女性做出了重大贡献，她们却都被世人遗忘。”她以扎实的史料与数据，还原了这些女性的真实轨迹：她们不是“幸运的例外”，而是制度性排斥与性别偏见的受害者。正如“玛蒂尔达效应”所揭示的：女性的成就常被归于男性，她们的名字被隐去，她们的声音被消音。

然而，这本书并非只关乎过去。唐纳德以自身在剑桥大学从事物理研究的经历，直指当代科学界依然存在的“隐形天花板”。从推荐信中的措辞差异，到论文审稿中赤裸的性别歧视；从实验室空间分配的不公，到晋升机制中的双重标准——女性在科学道路上所面临的，不是“是否足够努力”的问题，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阻碍。

更令人心痛的是，这些阻碍从童年就已开始。

书中引用了一项研究：5岁的女孩还认为自己“非常非常聪明”，而6岁时便开始退缩。玩具、教科书、媒体形象、教师期待……无数细微的社会信号，共同塑造了“女孩不适合科学”的自我认知。

“每当富有才华的女性遭到打压并因此放弃科学事业，人类就失去了一半的天赋。”墨西哥生物学家埃斯特·奥罗斯科的这句话，揭示了问题的本质：性别平等不是对女性的“恩赐”，而是科学本身的需要。

唐纳德强调，科学的核心在于创意与多元视角。当一半的人类智慧被排除在外，科学的视野必然是狭窄的，创新的潜力必然被削弱。从车辆安全测试中忽视女性体型，到药物剂量研究忽略激素差异——科学中的“性别数据缺口”，不仅是公正问题，更是生死问题。

以下内容，摘自《一直在场》第六章《成为科学家》，作者：雅典娜·唐纳德。

《进步》

我们已经看到童年环境可能对女性带来何种影响。随着女性进一步接受教育，越来越多的影响因素开始发挥作用，并可能加深女性不适合STEM专业，尤其是物理学的刻板印象。对于“异类”的处境，社会心理学已有深入且详尽的研究，并对少数派身份的意义及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互动的结果进行了探索。虽然相关研究所牵涉的社会情况十分多样，但其成果充分揭示了STEM行业的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的处境。研究强调，仅仅是少数派这个身份本身，就足以让女性的职场体验与男性的大相径庭，即使环境中的其他人毫无恶意。

从校园到研究所，无论在哪个阶段，如果某人的自我效能感偏低并极为恐惧失败，相比于较少自我怀疑的同伴，他更容易陷入挣扎。对于数学缺乏自我效能感与所谓“数学焦虑”类似，它会让人深信自己不该选择数学相关专业，尤其是物理学和工程学。这种针对数学的低自我效能感来自刻板印象和文化规范，随着女孩的成长而潜移默化地进入她的头脑，成为她们科学道路上的拦路虎。正如某篇论文所说：“我们需要对抗与两性能力相关的性别刻板印象，让女性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在STEM领域大展身手。”

相关研究表明，从童年到青春期，从学生到初级研究者所处环境，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越靠近行业的顶端，女性从业者的比例就越小。图3的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of Statistics），显示了全球科学领域内早期职业发展阶段的男女比例。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全球范围内，在高等教育阶段进入STEM学科的女性多于男性，但随着教育阶段深入，女性占比迅速降低。图4使用的是单一国家数据，但其涵盖的学术阶层比图3更广。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大学的生物与生命科学系在不同阶段的性别比例呈现与图3十分相似的走向。这种图像模式被戏称为“剪刀图”，其细节根据国家和专业而有所变化，但形状大致相似，只有某些专业（如计算机或工程专业）的女性比例从本科阶段就低于男性，因此两条线没有交点，且差距越来越大。

总的来说，任何有志于科学事业的科学家都会面临挑战，而女性面临的挑战远大于男性（同理，有色人种或任何职场少数派皆如此）。任何讲述科研成功之路的书籍，如果作者是（白人）男性，其涉及的挑战多半都远不如女性在相似处境下所经历的艰难。成功男人的故事里布满难关，差点将他们打倒。而太多女人是真的倒在了这些难关下，从来没有完全发挥自己的潜能。最后造成的情况是，所有人都是输家。

2018年全球科学领域高等教育毕业生及研究人员的男女比例

美国大学生物及生命科学系不同学术阶段的女性占比（学生数据源于2014年，学界数据源于2015年）

《关键要素》

好奇心，渴望“玩乐”，走向新知，甘愿冒险，乐于推想，敢于想象，这一切都是成为成功科研人员的关键要素。好奇心无疑是其中的核心，但仅靠它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本章开头的阿达·约纳特所说，所有研究人员都经历过漫长的低谷，充满了失败和不顺心。有些人会被这段黑暗压垮，也有可能会时运不济，因为这段低谷而失去工作。我们必须坚韧不拔，但无论精神多么强韧，一旦资金耗尽，项目就不可能再继续下去。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这位年轻科学家追求（且渴望）走上职业科研的道路。如果在这个阶段山穷水尽，诺贝尔奖只会是奢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此人不能依靠科学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在尖端科研领域的失败——无法取得颠覆性成果，在学术界失去职业前景——并不意味着人生的失败。无论博导怎么说，事实就是事实。但在本章，我依然想聚焦于在研究中（但不一定是学术研究）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哪怕我所列举的榜样最后都离开了研究领域。

对于相关要素，我们必须认识到两性认知并应用具体能力的方式会因社会压力和社会期待而有所出入。其中，性别所导致的差异可能十分微小，也可能极其明显。女性在许多实验室都是少数派，同时，她们的同事对女性的观念或许（甚至很有可能）相当过时或不恰当，这些都会让她们感觉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比男人艰难得多。另外，证据表明，女性更有可能遭受“放逐和粗鲁对待”，且主要是来自男性的苛待（也有例外），这必然对女性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她们的心理健康。自我效能感引出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刻板印象也会影响女性的自我认知。如果在女性焦虑情绪的基础上再叠加不友好的环境，她们将缺乏自信、悲观忐忑，并因此踌躇不前。——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要相信：坚韧是可以训练的。不过，砥砺前行确实需要更坚定的信念，而男性往往不需要这些额外的决心。曾经，某位物理学系主任兼院长回顾她的早期研究生涯时说：“被看作异类不是什么好滋味，异类的待遇更是不怎么样。但我慢慢习惯了，也有了经验，学会把这一切抛在脑后，至少应付过去。”

每一位科学家在科研迷宫中跋涉寻路时，都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运气显然不可忽视，却也无法掌控：运气好，找到了最适合的研究课题；运气好，找到了鼓舞人心且支持到位的合作方或导师；运气好，得天时地利。自信也很重要。这不仅意味着能够信心满满地进行公开演讲（当然这也有其价值），还意味着敢于提出假说和设想，并进行验证，偶尔还意味着坚持非常规观点，而不屈服于他人的质疑。而这份信心究竟是愈发坚定还是逐渐消弭，多半取决于身边有怎样的同伴。数据表明，STEM学科的女博士生身边如果缺少女性同伴，无法完成博士学业的可能性就会显著上升。

就如科学家一般，科学本身也参差多态，这样的参差会给科学本身带来许多益处。对于研究者个人而言，找到自己充满热情且能够发挥个人天赋的领域，或许需要碰碰运气。但如果没有激情的推动，成功将愈发遥不可及。人们常常在儿时或少年时找到自己的心之所向，为此心无旁骛地努力，但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有些人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找到自己的长处。第三章提到的弗朗西丝·阿诺德就曾经大跨度地转型，从航空工程转到了生物化学。

而且，要想立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并非易事。即使在投身科研多年后，人们也可能会转换领域，或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在原先的研究课题上更进一步，或是借此脱离在他们看来已经停滞不前的旧领域。曼彻斯特大学校长南希·罗斯韦尔在几年前接受我的采访时解释道：

我感觉（肥胖症）领域一直在原地踏步。我认为这个领域的真正突破点在于找到肥胖基因，而我不是基因学家，也不是分子生物学家……我想，我没法在这个领域做出突破了。我得换个赛道。

说干就干。她放弃了已深耕十年的领域，转而研究炎症在脑部疾病中的作用并大获成功。前文我也提到，我本人也换过领域，虽然动机没那么高尚，但那也是我研究生涯成功的关键，而且我能转型纯粹是运气使然而非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找到最适合的细分领域是重中之重。如果身边缺乏支持，你就极难下定决心做出这样的改变。女性往往就缺少这样的支持。

我所说的“关键要素”，不仅仅指科学家必须具备的才能，还包括周遭环境如何对待他们的天赋。所谓环境，便包括身边的同伴，而在这个层面上，性别因素就开始施加影响。对科学家所需的关键能力详加探索，就能揭露究竟是哪些难关拖慢了未来科学家追梦的脚步，甚至让他们黯然退场。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际交往问题使得许多女性领略到何谓处境艰难，其挑战之艰巨，远胜她们的男性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