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走了。社交媒体上哀悼刷屏，许多年轻人也因此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名字。

也许今天的人已很难想象，四十多年前，刘道玉这三个字在整个中国是怎样的分量。

那是一个短暂而激越的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的改革中心在北京，经济的改革中心在深圳，而在武汉的珞珈山畔，也悄然燃起了一场教育改革的火焰。刘道玉和他领导下的武汉大学，锐意革新，成果辉煌，被人们称作“刘道玉时代”。

1981年8月21日，48岁的刘道玉出任武汉大学校长。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报道这一任命，称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在此之前，中组部曾想让他做团中央书记，他婉拒了。最后，另外两位后来名动中国的人物入选。后来换届民意测验，他在教育部长候选人中得票最高，又主动请求不要考虑自己。

1983年，中组部拟任命他为武汉市长，这个位置含金量极高，但他坚决不当，希望中央不要下任命文件。他说：“我不是做官的料，只会办教育。但是，既然换来换去都是那个婆婆，我又能做成什么呢？”

他写过一副对联：“生不做万户侯，死不争半寸冢。”这八个字，大概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彼时的武汉大学，远没有今日的声名。它只是众多重点大学中一所中游学校。然而这里盛载过刘道玉的青春，他要用余生把它改造成理想中的大学。于是，一个年轻校长的教育理想，与一个国家的开放时代，不期而遇。

他主政武大期间，学校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学风民主。他认为，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用制度和门槛磨灭学生的求知欲，而是想尽一切办法，点燃他们对知识的敬畏与渴求。即便在今天看，这些理念依然走在时代前面。

刘道玉开创了插班生制度：社会青年只要通过考试，便可直接进入大三。野夫就是第二届作家班的插班生，他感叹，“校长给了我们走出深山、人生洗牌的机会”。

那时的武大，学生可以不上课、可以提前毕业、可以转系转校；经济困难者可以贷款，毕业五年内若有成就，或愿意去边远地区，学校替他们还贷。主持人窦文涛曾回忆：“我想我们要感谢校长刘道玉，开明、学分制，学生可以不上课，老师上课不点名，非常宽松。不爱读书你就去实习，考试时再回来。”

在那个年代，武大的校园文化自由而奔放。他推行学分制、主辅修制、导师制、转学制、贷学金制、插班生制、学术假制……这些即使是今天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制度，在当年更可想象有多么石破天惊。他推行这些改革，从不写报告，也不请示领导，在他看来，校长的职责本就包括办学自主的权力。

刘道玉非常惜才。一个网友回忆，他高中时出版了《终南山的传说》小书，刘道玉特意写信给他，并派当时武大的招生办主任黄鲁瑞到他中学考察，欲保送武大中文系。但当时他痴迷文学，后来去了鲁迅文学院。

1981年武大全面推行学分制，1983年首批28名学生提前毕业。一个叫张瀚涛的学生足足提前一年半，被称为“中国当代学分制第一个受益者”。无数学生以他为榜样，其中就包括雷军。

雷军大一时读到《硅谷之火》，从此立志创业。他给自己定下第一个目标：两年修完全部学分。经过地狱般的学习，他做到了。后来他说，母校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不过若加上一个“八十年代”的限定，或许更为准确。

如果没有刘道玉，很多人今天也不会知道易中天这个名字。四十多年前，刘道玉只看了易中天一眼，就断定“人才难得”，并亲自出面沟通，让他得以留校。易中天后来还纳闷，只看一眼怎么就知道？那一眼里，是教育家的直觉。

他最耀眼的学生中，还有一个传奇的名字，杨小凯。十八岁，“红二代”杨小凯因《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入狱十年，却在狱中自学高等数学和外语，掌握了渊博的知识。刘道玉力排众议，将他引入武大。1982年，他任助教，次年破格晋升为讲师。

邹至庄教授来访后，推荐他去普林斯顿读博。彼时，杨小凯的政治问题尚未平反，没人敢批准出国。在刘道玉的支招下，邹至庄利用自己跟高层领导人的关系，给那位赵姓总理写了一封信，为杨小凯求情。此信由赵的秘书转给了刘道玉，请他办理，但未说如何办理。刘道玉遂以个人身家前途为担保，签发了让杨小凯出国的手续。

后来，杨小凯在海外成名，一度被认为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中国经济学家。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必获此奖。

他从历史纵深研究制度与国家转型，提出“后发劣势”等洞见。他还将国家兴衰归于个人自由，又将个人自由拓展到信仰维度。学者赵晓因此称杨小凯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第一人。

杨小凯还为中国人留下了一部传世名作《牛鬼蛇神录》。此书讲述他在长沙坐牢时认识的二十多个人物的故事。1994年出版，1997年、2016年再版。英文版本名为《Captive Spirits: Prison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学者刘瑜说：“我读过不少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其中《牛鬼蛇神录》是最奇特的一本。不，奇特这个词不够，更确切的词是荡气回肠。”

1995年，杨小凯受刘道玉之邀回武大讲学，当时的校领导不但禁止他讲课，甚至还派人监视他的行踪。这已是后话。

这么一个校长，即便在八十年代，也终究难以久留。

1988年3月，刘道玉被国家教委以不正常的方式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不久，《中国青年报》发出一条新闻，导语写得非常耐人寻味:“58 岁的数学教授接替54 岁的化学教授担任校长，武汉大学顺利完成新老交替。”后来很多大学都把这篇新闻作为新闻教学案例。

那年春节，没有下雪。雪是春节以后下的，非常大。武大新操场右边一课三百年的大树突然倒了，连根拔起。学生们借此发挥，说珞珈山的“大树”倒了。

刘道玉后来总结自己被免的原因：一是对教育部态度强硬，“我曾经跟教育部领导进行了三次辩论，当面拍桌子，指责对方无知、浅薄、偏见。”二是与地方政府关系紧张，三是校内反对声不断。

网络上还有一些刘道玉敢于同权贵一争高下的故事，例如他与邓力群的争执，与何东昌的争执，与关广富郭振乾的争执。

在54岁的黄金年龄就被迫去职，刘道玉后悔吗？用他自己的话说，“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但我却重义轻利，重术轻权。”

被免职后，刘道玉的日子不太好过。大会小会上都要点他的名，生病住院都会被拉出来做检讨，但他从没写过一个字。

不过这些，对于一个勇者和强者来说，都不算个事。

去职之后，他转而投入教育研究与演讲，写下百万字著作，留下清醒的思考与不灭的激情。

在《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一书中，刘道玉将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问题的思考，归结为十条意见，无一不指向中国高等教育的病根所在：

废除自学考试制度：严格大学文凭标准、净化人才市场的需要。

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杜绝大学以卖学位换取资源的权钱交易。

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

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独立学院的产生是利益均沾的结果，是不伦不类的怪胎。

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真正体现职业教育或继续教育的特点。

停止大学办分校：办分校就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

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科技开发园决不能多，多则必滥。

实行教授定编制：不允许无限量地晋升教授，解决滥竽充数的问题。

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让剽窃抄袭见光死。

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对大学的拨款、经费开支、建设项目、享受的待遇等进行严格监督。

整顿高等教育绝非仅以上十个方面。刘道玉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也正是因为他的国际视野和触及教育灵魂的改革理念：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刘道玉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不仅因为改革的勇气，更因为他的教育信仰——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他认为，一个教育改革者必须经历三次转身：从“拓荒牛”到“杜鹃鸟”，再到“啄木鸟”。拓荒者开路，杜鹃鸟呼唤理想，啄木鸟则啄醒错误的观念。

晚年的刘道玉，耳背、眼花，还患上书写痉挛症，拿笔便发抖。他感叹：“这是天要杀我耶，我这种人不写作了，还能干什么呢？”

易中天说：“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他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为民族抡才养士的使命”，也诠释了什么叫“教条主义”的另一种含义——不是僵化，而是对真理的执念。

刘道玉先生这一代人的际遇，是现代中国的“活历史”。他们诞生于旧时代的文化余晖之下；在人生最明亮的年岁，却被时代的激流裹挟，如浮萍般随波起伏；而在世纪巨轮掉头的那一刻，唯有少数人凭着信念与勇气，逆流而上，在时代的惊涛中创造出属于他们的奇迹。

刘道玉走了。那一代人的背影，渐渐隐入历史深处。他毕生呼吁的教育理想尊重个性、鼓励自由、以思想之光照亮学术之路，至今仍像一盏遥远的灯，微弱却不灭。只是，现实的风向已变。

但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在这个沉沉的时代，格外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