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一个讯息潮涌、世局日新的时代，公众习惯于快速浏览，却渐渐丧失了深度观察的能力；习惯于不断生产内容，却常常迷失创作的初心。观察与创作，这对互为因果的精神活动，正在当代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变迁。真正的观察需要停下脚步，凝视细节，在表象之下探寻本质；而有价值的创作，则是对观察的提炼与升华，是将个人感知转化为公共叙事的美学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观察的深度决定了创作的高度，而创作的自觉又反过来塑造着公众观察世界的方式。

本次特邀《中国国家地理》品牌发展部主任、作家王杰，共话地理文化与品牌成长。透过这位持续观察者与创作者的独特视角，探寻在快节奏的当代，如何重拾凝视世界的能力，以及如何将个人的敏锐观察，转化为具有公共价值的文化表达与空间肌理。

王杰 中国科学院文联作家协会第七届理事、主席，《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品牌发展部主任 图源：受访者提供

红网： 《中国国家地理》近期发起的“寻找中国最美城市”活动引发了广泛关注。作为这一项目的推动者，您认为“最美城市”的评价标准应该是什么？在此过程中，最具启发性的发现是什么？

王杰： “寻找中国最美城市”是《中国国家地理》系列公益传播活动的延续，跟之前的“中国最美公路”“中国极致景观”评选类似，所以它的评价体系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围绕这一类型的景观特征，确立一个评价标准。面对城市，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城市才是最美”？

20年前，《中国国家地理》发布了“中国最美的地方排行榜”，有17个地貌类型114个景观上榜，其中就包括“厦门鼓浪屿、青岛八大关、北京什刹海”等五个最美城区，但我们不能照搬彼时的评价标准。20年过去，对于飞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城市呈现的面貌更加异彩纷呈，各地的建筑风貌、城市规划都有了很大变化，那么我们的审美视角也要有相应变化，比如是首先考量城市的公共空间、文化氛围、生态环境建设，还是更注重居民的日常体验。另外，由于城市所处的地理区位不同，受季节变化影响，色彩、光影等景观特征也有很大差异。尽管城市不像自然景观那样，一眼望过去就能判断是否符合视觉审美特征，但也不能脱离城市所处的地貌特征，孤立地去评定。

位于雪山附近的城市、临近江岸河道的城市、没有灯光污染夜空星辰璀璨的城市，和人间烟火迷人的城市一样，都是组成“最美城市”的重要元素。我们参照中国国家地理的选美标准体系，依据城市的特征，大致确定了十来种城市类型，类似雪山城市、绿洲城市、江河城市、海湾城市、立体城市、烟火城市等。有些是跟建筑有关，传统积淀和历史遗迹与城市文脉、风情结合；有些跟城市依附的景观特色有关，具有独特的自然文化魅力；有些因江河而兴，凭借水资源发展；有些以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底蕴，又有现代美学的重构与表达。有些凭借工艺遗产，成为怀旧的根据地和艺术作品创作、展示的文化创意汇聚地；有些是生活气息浓郁，市井繁华热闹，尽显人间百态与民生百态的活力城。

在没有条件对庞大的城市群进行实地考察、梳理，无法组织大规模的专家群和媒体群参与的情况下，我们定位在寻找，其核心是发现。

在丽江，抬头可见玉龙雪山。图源：《中国国家地理》

从千年古都的厚重，到海滨新城的活力；从雪山的奇绝，到水乡的温婉，每座城都有其独特的灵魂。从古老街巷的烟火气，到现代建筑的磅礴气势；从四季更迭的自然景观，到传承不息的文化习俗，都成了我们发现美的线索。

最具启发性的是，20年前，《中国国家地理》发布的“选美中国”榜单，是在引领公众追逐他们从未看过的风景，因为这个榜单突破了传统诗词歌赋里的山水之美，建立了审美标准评价体系。

20年后的今天，是公众在主动表达和创造他们心中的自然之美和城市之美，他们对自然景观和城市生活的共生关系更加看重。比如在成都，有很多摄影师用镜头去实践“成都遥望雪山”，图片又被大众追捧。凸显出大众对城市生态环境、景观塑造、城市美学、文化传承的整体性价值更感兴趣。

红网： 在《水墨徽州》《徽山烟雨》《皇城古韵》这几部行走文学作品中，您似乎都尝试以建筑为切入点去解读一座城市。您认为这种“从建筑看城市”的视角，对揭示城市内涵有哪些独特意义？这几部文学作品是否也代表了您观察与书写城市时一以贯之的方法？

王杰： 《水墨徽州》是我创作“生长的起点”，也可以说是我观察古建和城市的“根脉”。后来陆陆续续围绕建筑写了几座城，都是在这个枝杈上发的芽。不过我学习的过程比较慢，最近几年对于建筑的写作几乎是停滞的。我两年前签的《透过建筑看中国》5卷本，目前只写作了两本。不过这个积淀过程，也让我更加清楚关于城市的写作方向。城市、乡村和山川、自然，都是“空间肌理”。无论是徽州的黛瓦粉墙，还是皇城北京的古建，这些空间都不是静止的风景，而是时代变迁遗留的“物证”。徽州古建包含明清徽商的智慧，老北京古建也有传统与现代碰撞的观点。

这些空间是有灵魂的。所以我们的观察不能只停留在建筑表面，更要捕捉空间里人的活动。比如你去看北京的什刹海地区，跟我十多年前的描述又有不同。在南锣鼓巷周边的胡同里，各色文创小店和咖啡馆，衣着鲜亮的青年男女在排队，而提着新鲜蔬菜的老人，正慢慢地从街角踱过。这种“新旧生活方式共生”的场景，恰恰是城市“守正创新”的缩影，这也是时代的真实模样。

我之前对于古建、城市的观察和书写，是介于文学和报道之间的一种表达，它的载体是行走。里面有我观察和记录的两种方式，一个是文学，一个是科学。

用文学的笔触记录空间时，会更关注细节里的情感温度。比如我第一次去徽州，在西递，夜里我坐在村口的牌坊下，看远山如黛，星空低垂，此时倦鸟归林、风哨收声，身边只有虫鸣低吟，文字便不会只说牌坊制式，建筑风格，还会代入场景，写游子归乡的触感。

写徽州的黛瓦粉墙，不只是写墙，更要写墙缝里的青苔、门楣上的楹联、天井里独坐看徽剧的老人，巷子里挑着担子走过的村妇背影。这些不是宏大的文化概念，而是日常可触的细节，我觉得这些细节能让读者“走进”古建或古村空间，感受到文化传承的温情。

而做科学传媒的经历，让我更习惯追求严谨，于是分析北京皇城的选址规划，自然就会结合历史文献、地理特点去考证。而总体的书写，传递的是好奇心，是探索欲，还有个人化的感知。目的是通过文字，把空间背后的东西传递给更多人。

总之，我希望传递的是“有温度地观察”。从“看见风景”到“读懂细节”。不是把古建或城市当作“复古标本”来歌颂，而是写它的“活”，写她们与其他地域的文化差异，写她们背后人的生活与情感。

红网： 您曾围绕各地的城市深耕，发表了如《城市背景线》《城市之旅》等一系列作品。能否以一个具体的作品或事件为例，阐述您是如何将“观察城市”作为一种方法论，来呈现您对现代性、文化变迁等宏大命题的思考与探索？

王杰： 《城市之旅》配合外宣出版了中文、英文、西班牙文和德文等四五个版本，但那完全是“地理说明书式”的书写，并不是我喜欢的，主要是方便翻译。

我个人还是喜欢行走文学多一些，比如《徽山烟雨》《皇城古韵》。观察城市或古建，并不意味着要罗列这个城市的辉煌，或者是无数建筑遗存的图谱，它一定是要通过空间、锚定古今对话，聚焦微观场景，才能串联起无数细节链条，让城市、古建的传承和文化变迁，变得可以感知、可以触摸。说到底，就是“还原”空间肌理的人间烟火，这样的呈现，也是城市真实的模样。

红网： 既是媒体人、又有写作情怀，还从事杂志的品牌经营，这种职业生涯听起来就很丰富。工作过程中，您对“记录世界”与“诠释世界”有过新的体验吗？这种观察视角带来了哪些独特的发现？

王杰： 每个人都是逐渐成长的。从我的职业生涯变化来说，是从新闻媒体到科学传媒，业余我也是尝试用文学表达的写作者。我喜欢这种转变。新闻报道的核心是记录，是呈现新闻的“客观、精准、及时”。地理科学培养的是人文素养，而文学指向的是情感共鸣与价值判断。

我说《水墨徽州》是我创作“成长的起点”，是因为那时我在上海媒体从业，到徽州的歙县追踪调查画眉鸟被贩卖的路线，结果那里的古建、牌坊、古村和水口生态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从而也就有了报道的“副产品”。我觉得新闻有时会限制对世界的深度呈现，对文化现象、人文故事，只能用更细腻的笔触，才能建构理解世界的更多可能。几年前我做编辑时，受命做一篇某户外服装品牌创始人的专访，当时她刚刚登顶洛子峰回来，杂志要报道她登顶雪峰的过程，我跟她一聊，对她的经历大为震撼，觉得她的每一段经历都是“能触动人心的片段”，所以写了《王静和她的5座8000米级雪峰》，这篇封面报道被收入当年的《中国报告文学精品集》，编者认为这篇文章本质是“以情感为桥梁的价值传递”。

红网： “寻找中国最美城市”活动需要一套系统的城市观察与评估体系。在实地探访中，团队是如何通过具体的观察维度，从市井生活、建筑形态到文化肌理，去解构并理解一座城市的独特价值？

王杰： 无论城市多么繁华、建筑多么酷炫，给人只有表象的“哇塞”。真正打动人心的，其实是城市的烟火气，这是真实的生生不息之美。突出的是由人创造出的“不完美但鲜活”的生命力，强调的是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市井魅力。

红网： 在您对城市的探访过程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意外发现”？能否分享一个具体案例，说明您是如何通过一个细节(如一条街道的变迁、一个社区的生活场景)来呈现这座城市的现代性探索与文化传承？

王杰： 醴陵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

醴陵烟花 图源：新闻醴陵

这个城市有两个“可视化”的历史。一个是瓷器，集胎质、釉色、工艺、形体、彩饰美于一体，是静态的可视化历史。一个是花炮，视觉效果和色彩体验，是动态的可视化历史。这两者都具有艺术审美价值，“瓷之美”渗透在城市的建筑肌理、生活日常和文化气质中。烟花的绚丽深藏在民众的情感里。所以两者决定了醴陵的审美底蕴，使这里具有“中国最美城市”的潜质。

拿醴陵的瓷器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初，竟然就跟世界各国有了紧密的人员互访，瓷器产品行销所有大洲，今天国内中高端白酒的包装瓶，更是大部分来自这里。这些是看得见的文化传承，凸显的是醴陵人革新的勇气。

红网： 当面对同一个社会现象或议题时，媒体人和作家的观察视角和思考路径会有怎样的区别？作为品牌发展负责人，您又是如何将媒体人的理性求证与对城市的人文洞察相结合从而构建城市叙事的？

王杰： 同样是双眼看世界，一双善于捕捉温度，一双眼睛锚定坐标，结合在一起才能看到更完整的图景。

作家观察社会的切入点是“情感共鸣”，今天的媒体人重视的是“数据和报道影响”。但是这两种视角的差异不会造成冲突，有时候反倒是互补。当我们从新闻的角度“观察”城市的时候，新闻的理性让我们看清城市发展的本质，而我们用文学描述城市的时候，文学的感性可能让我们感触到“城市的温度”。

红网： 在不同角度下，山川湖海会呈现出全然不同的样貌。对城市的报道或文学创作而言，应该塑造一种怎样的“城市意象”？在您看来，一个真正“美”的城市，除了视觉美感外，还应在精神与文化层面具备哪些特质？

王杰： “城市意象”的提法非常好。

我们内部讨论时就有了一个共识：读者需要的不是告诉他们“这里有什么”的物理描述或“地图式”的城市，而是要塑造“有记忆、有呼吸、有温度”的城市意象，让读者看到城市里人的选择、文化的生长，以及时代留下的痕迹，用城市的个体故事，来回答“城市是什么样的性格”。

一个真正美的城市，除了通常意义上的视觉审美特征外，还应该能够连接人的共同情感，使生活在这里的人，或者没有到过这里的人，都产生超越地理空间的连接。比如于丹在给我的《城市之旅》作序时写道：“西湖边上，一盏清茗在手，总看见氤氲缭绕的香气弥漫在一湖烟波往事中，恍惚觉得一千年前，杭州叫作临安时，我一定是西湖画舫中的书生，如同《花间集序》称：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还有丽江，“近处桥头上一家卖布农铃的小店传出昔日马帮悠远的声音……”

这种书写，让城市不再是“只属于当地人的地理符号”，而是“能让读到的人感受到一丝共鸣的精神载体”，无论是否去过这座城市，都会在心里留下一个印记。

此外，一个真正吸引人的城市，还应该是让人有表达欲望的。比如几天前我在成都，去了古城中心一个露天茶馆。我们坐在绿树掩映的庭院一角，用盖碗茶的盖子刮着浮沫，聊这个城市的变化和人的故事，聊未来的活动和设想，从黄昏到日落，人来来往往，杯子里的茶始终是温着的。这些让人非常有感触，我觉得这就是眼下这个城市的特质，一下子让“慢下来”的城市气质跃然于心。

红网： 您个人的这种观察世界、诠释世界的视角与方法，是如何融入《中国国家地理》品牌发展部的经营理念与内容建构中的？《中国国家地理》这个平台又是如何塑造和深化了您个人的观察维度？

王杰： 任何时候，个人一定要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同频。《中国国家地理》的平台，让个人观察维度更立体、更辽阔。而我们在协助合作品牌表达产品理念的时候，是希望从我们擅长的地理维度出发，发掘品牌方更独有的特质，以此为品牌注入更多“人文温度”。

比如我们之前做过很多关于城市的附刊报道，在参与内容创作时，我们会带着“人文视角”挖掘地理背后的故事。这种书写，容易让地理内容从“知识科普”变成“文化叙事”，让读者看到的是“地理空间里活着的文化传承”，从而找到情感共鸣。

而我们跟服装等消费品的跨界合作，更注重用地理特色给合作品牌赋能。比如我们在和某运动品牌服装的合作中，把雪山、国家地质公园、中华珍稀生物都融合进产品传播当中，既展现了品牌精神和产品性能，同时也凸显了中国国家地理的专业和品牌影响力。

中国国家地理的专业视觉表达能力，也为品牌产品设计提供了自然美学灵感。连续两年，我们依靠“发现极致景观”“沿着丝路到巴黎”的大型主题活动，与某商务男装品牌开展跨界合作，将新商务美学与自然美学结合，并借助体育冠军、科学大V等资源，拓宽了商务男装的穿着场景，让其品牌定位更加独特，同时也丰富了中国国家地理的品牌内涵。

《中国国家地理》目前已经形成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在我看来，作为十几个业务板块其中之一的品牌发展部，其实是一个大“个体”，我们核心的想法就是创新。围绕品牌发展做文章，对品牌发展有利的，符合正向传播的，就不断去尝试。

红网： 《中国国家地理》的科学视角与传播平台，让公众对“地理”的认知突破了传统框架，走向更深层次的理解。在您看来，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应如何培养发现地理之美的能力？

王杰：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栓科曾经说过：“一本杂志无力改变整个社会，但是可以影响并改变一个阶层的生活方式。”我想这就是《中国国家地理》传播的意义。

自然之美，在于天地万物的共存共生，我们的寻找、发现和记录过程，通过文字、影像的传播，带给公众极致的审美体验，这是属于科学媒体的责任。对于个体而言，我们更应该聚焦空间与人的关系，无论是城市还是自然景观，都具备审美与情感的相关性，读懂它们，才能真正发现地理之魅、城市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