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产生首位女性首相。这则新闻在网上激发出一个评价句式：“是…但是…”，即高市早苗作为首位日本女性首相，当然具有典型的进步意义，但她本人在性别问题上极端保守，与自民党右翼男性对齐，令人遗憾。作为女性，她似乎无助于日本推进女性主义议题。

高市早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但可能简化了女性政治家参与政治的角色，将其简化为：女性政治家持何种政治立场才可以参政的问题。

日本的答案，似乎是高市早苗成为迎合传统保守男性价值观的政治符号，所以当选。她的政治生涯比这复杂，也更精彩。

文 | 中李

01.

“女性，但保守”

把高市早苗的崛起视为一种迎合传统保守男性价值观的政治符号，是过于简单的。

这种观点认为，她作为日本首位女首相，却在社会议题上持保守立场，是其换取男性主导的保守派支持的策略。

高市在性别议题上的选择是一贯的，她坚持反对同性婚姻以及“夫妻别姓”（允许已婚夫妇保留各自姓氏），也反对女性继任天皇。在性别平权方面，她强调的是“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均等”。这种立场在她组阁时便得到体现，她仅任命了两名女性阁僚 。

但她的上台不是单一的身份政治交换。对于普通日本市民而言，高市早苗的形象不是一位“保守女性”。根据《读卖》民调显示，她的初期支持在18–39岁群体达八成，在40–59岁也达七成五；大阪与名古屋所在的中部，对新内阁尤其有好感。这能代表日本普通市民对她的印象——一位务实的经济强人。

对于很多非日本受众，这也许是ta们第一次了解高市早苗，但对于日本国民，高市早苗从2006年开始便是入阁的政治家，这里我们可以简要介绍她的经历，勾勒出一个更全面的高市早苗。

她并非出身于政治世家，她的政治孵化始于松下政经塾（松下创始人于1979年创办的，旨在培养21世纪国家领袖的精英塾所）。

与许多自民党内按部就班晋升的议员不同，高市早期曾在美国国会工作，熟悉美式立法流程 ；返日后更转战电视评论界，1990年前后以政治评论者身份出现在《朝まで生テレビ》等节目，并在富士电视台担任晨间资讯节目的主持，将她与“东京派阀政治”区隔，强化了“奈良出身、凭自己本事”的外部者标签。

《铁娘子：坚固柔情》

这样的标签在一个早就垂垂老矣的政党中尤其重要。2005年小泉纯一郎推动“邮政民营化”改革，并在党内拒绝提名反对这个政策的党员，逼得不少自民党党员脱党，在地方选举中带来很大压力。自民党必须拿出一批锐意进取的新面孔来赢得挑战，高市当时政治立场就适合此种“改革”形象，并成功守住奈良第二选区。以关键选举证明了她的政治能力。

因而她在次年首次入阁，加入安倍内阁，并逐渐称为安倍政策的继承者。在这个周期内，她前后参与了非常多政策，在安倍早期，她是冲绳・北方对策、科学技术政策、男女共同参画等国务大臣。自民党重返执政后，她先任党政务调查会长，2014年成为历史上首位女性总务大臣（兼掌“社会保障与个人号码”制度，又是日本的一个改革政策），2019年再任这个职位。

在岸田时期，她担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相”，把供应链、关键技术与安保挂钩，成为日本面对中国经济冲击的政策名片，也成为她到现在为止的主要政策形象。所以不是性别议题，她的首要的政治动力是她作为“安倍主义2.0”继承者的清晰定位。正是这条路线，辅以她长期的行政实务经验，使她成功获取了自民党内保守派的信任。

综观她的政治形象，“革新型技术官僚”的色彩比“保守派旗手”更为浓厚，总务大臣履历使日本国民在这个经济低迷的时期相信她是兼顾“革新”和“稳健”的角色。在这个角度上，比起保守派，她更像她的偶像——铁娘子撒切尔。

02.

日本政坛的

“革新者”女性政治家形象

事实上，比起价值观的保守或进步，日本政坛的女性政治家，更常肩负“革新者”的角色。在这个长期由男性主导、讲求论资排辈和派系平衡的结构中，“革新”一词本身就带有极强的挑战意味。

女性常常以危机时期的挑战者角色进入政坛。除了高市早苗外，另外两位引人注目的女性政治家就是日本首位防卫相，现在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与日本首位女性外相，田中角荣之女，田中真纪子。

《铁娘子：坚固柔情》

与高市早苗类似，小池百合子也是媒体人出身，她于1988年成为了东京电视台招牌新闻节目《世界经济卫星》的首任主播，因此赢得名声。她有特别的国际化视野，因为她父亲的石油生意原因，她就读于埃及开罗大学社会学系，精通阿拉伯语和英语。进入政坛后，声名鹊起，在以“叛逆”著称的小泉内阁担任环境相，同样在2005年以变革者身份赢得上面提到的那次挑战性选举。

随后在安倍内阁，时任防卫相久间章生因“原爆言论”导致的巨大争议请辞。安倍晋三急需一位对安保议题有掌握且能稳定民意的“稳健”人选；小池此前任环境相与首相安保顾问，也因为媒体履历被认为有危机沟通经验，因此被拔擢为日本首位女性防卫相，创造了历史，少见地把女性领导者与国防、国家安全绑定，打破“女性只管软性政策”的刻板分工。

这当然还不是她第一次临危受命。到2016年，前任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因公款丑闻下台、都政急需新气象，小池百合子当时不听从自民东京都联合会指令，宣布退出自民党，以无党籍的“叛逆者”叙事参选并胜出，又成为首位女性东京都知事。2017年她自创“都民第一之会”并与公明党结盟，一度在都议会取得支配地位。

小池百合子确实也进行了大量政策改革，她上任后立即着手审查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巨额预算，并强调政府透明化，这在当时被视为对既有体制的重大挑战。她也实现了东京严格的室内禁烟条例，推动了东京都少子化对策，在环境与气候政策上也很积极。

在“都民第一之会”在国政选举上失利后，小池百合子也展现出政治家稳健的一面，以专注于东京都的姿态重新与自民党保持合作，在颇具挑战的2024年再次连任东京都知事。“稳健的革新者”在小池百合子身上也非常明显。

如果说小池的革新是“建设性”的革新，那么田中真纪子的革新就是“解构性”的破局。小泉纯一郎以“反派阀”“改革”形象上位，需要以高人气与破格用人巩固内阁名望；田中真纪子扮演了公开助选者与“革新者”旗手，她成为日本首位女性外相，小泉内阁同时创下战后最多女性阁僚，凸显“革新”的政治叙事。

她直言日本外务省是“伏魔殿”，意欲重塑外务体系，她把外务官僚的“政治化”与利益网络公开，短期内重塑了民众对外务系统的印象。

当然如果提到“稳健”，田中则稳健不足，或者说她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2002年初，日本政府在阿富汗重建会议上拒绝了某些特定NGO参会。田中真纪子声称这一决定是外务省“伏魔殿”和某些政治家（特别是铃木宗男）在背着她操作，并试图公开追究此事。

这起事件导致田中与外务省官僚的矛盾彻底公开化。这场风波最终演变为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与自民党建制派的权力斗争。小泉纯一郎最终选择站在建制派一边，于2002年1月29日将田中真纪子解职。她的外相生涯并不长。

至少在日本政坛，我们都能看到女性政治家常被赋予的丰富“革新者”角色，这与刻板的迎合保守价值比是一个更有意思的视角。当然，这里的“革新”未必是一个简单的褒义角色。

03.

女性右翼政治家现象

回到高市早苗的另一个政治身份，在自民党内，她属于比较右翼的角色。在这点上，无独有偶，G7国家中4个国家的主流右翼党，党首都是女性。除高市外，还有意大利兄弟党的梅洛尼，德国选项党AfD的魏德尔，以及法国国民联盟的勒庞。除了她们几位，芬兰人党自2021年起的党魁丽卡·普拉，丹麦人民党的创党人皮娅・凯尔斯高等，都是欧洲重要的女性政治家。

如果说高市早苗或小池百合子是“稳健的革新者”，那么上述欧洲政治家，代表了一种更具张力的政治形象——“可治理的叛逆者”（Governable Rebel）。

《美国夫人》

这个角色，其核心在于完美地平衡了两种看似矛盾的特质。一方面，她们必须展现出“叛逆者”的姿态，以“局外人” 的身份，对现有的、被视为腐朽和脱离群众的政治建制（无论是布鲁塞尔、柏林还是巴黎的传统精英）发起猛烈抨击。这种“革新”姿态，使她们能够像日本政治危机时期的挑战者一样，吸纳主流政治体制失灵所释放出的巨大民怨。

但另一方面，欧洲女性政治家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小池百合子那种“稳健”和高市早苗那种“技术官僚”的色彩，让权力精英和民众将她们与非理性的“极右翼”分开，将她们的极右翼政治议程看作是“务实”与“合理”的，这是欧洲一种新的特征。

玛丽娜·勒庞是这一模式的奠基人。她从父亲手中继承的政党，是欧洲政治的“贱民”。她长达十余年的核心工程——所谓的“去妖魔化”（dédiabolisation）——本质上就是一场“可治理化”的政治改革。

勒庞一边延续了反移民、反欧盟的民粹主义立场，抨击“东京派阀政治”式的巴黎精英；但她不惜与党内原教旨主义者乃至自己的父亲决裂，将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等“不可治理”的元素边缘化。她和小泉纯一郎一样，需要“拿出一批锐意进取的新面孔”，而她自己就是那张最大的“新面孔”。她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现代女性、一个律师、一个关心普通人生计的“务实的经济强人” 。

通过这种方式，她成功地将一个边缘政党“革新”成了法国政治的常态参与者，一个在议会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稳健”的反对派领袖。如果法国政治继续动荡，极右翼的国民联盟甚至很快有执政的可能。

德国选择党（AfD）的爱丽丝·魏德尔，也将“可治理的叛逆”演绎到了极致。她的个人背景——前高盛银行家、经济学博士、公开的女同性恋者——使她成为一个亲纳粹党传统保守派中的绝对“局外人”。

魏德尔的“叛逆”策略极具“技术官僚”色彩。她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看似矛盾的身份。她并不试图在党内推动性别平权议程，相反，她将自己的身份作为武器，将AfD的反移民议程“革新”为一种对西方生活方式（包括女性权利和LGBTQ权利）的“捍卫”，用以对抗外来（尤其是伊斯兰）文化的所谓威胁。

魏德尔的叛逆是高度“可治理”的：她不是在挑战党的核心意识形态，而是在为其提供更现代、更“稳健” 的包装。她扮演的角色，类似于高市早苗担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相”，魏德尔将社会与文化议题“与安保挂钩” ，将仇外心理包装成了“社会安全保障”政策，因而得到几乎整个东德地区的强烈支持。

意大利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是“可治理的叛逆者”走向执政的最终范本。她以意大利首位女性总理的身份，领导一个具有法西斯渊源的政党上台，这本身就是最彻底的“叛逆”叙事。

在竞选期间，她高呼“上帝、国家、家庭”，展现了强硬的保守派旗手形象。然而，她执政后的表现，堪称“可治理”的教科书。在欧盟与北约等关键议题上，她迅速展现了惊人的“稳健”。她没有像一般极右翼党一样反欧盟亲俄，反而在乌克兰问题上坚定地与北约和华盛顿保持一致。在国内经济政策上，她也展现了“革新型技术官僚”的一面，寻求在欧盟的财政框架内实现务实改革，而非发动一场民粹主义革命。

不要被这些“稳健”的表象迷惑，她们领导的政党都是绝对的极右翼政党。而她们的女性身份兼具“革新”与“务实”的形象，推动了极右翼政治议程在各自国家的流行。

尾声.

女性政治的复杂时代

这篇文章不是单独赞扬这些女性打破“玻璃天花板”的成就，也非单纯批判某些政治家在保守或极右翼光谱上的政治选择。而是说明，最初高市早苗身上的“性别保守”可能大大简化了女性政治家现象的复杂性。

《铁娘子：坚固柔情》

女性身份已经演变为一种强大、灵活且充满张力的政治角色和策略工具。无论是在日本长期由男性主导、论资排辈的建制环境，还是在欧洲面临合法性危机的政治生态中，女性政治家都天然地被赋予了“局外人”和“革新者”的标签。这种标签是她们得以进入权力游戏的入场券。

在这个基础上，女性某种“稳健”或“技术官僚”的形象，这些本来远离意识形态的政治形态改革，却成为了一种更高超平衡的基础，无论是日本的“稳健革新者”，还是欧洲的“可治理的叛逆者”，女性平衡了“叛逆”与“稳健”，将一种更极化的政治引入到社会中，来吸纳民怨，挑战旧秩序。这当然值得警惕，女性形象被用于包装一个排外的极右翼议程，成为一种非常常见的策略（例如日本广受欢迎的平野雨龙）。

这里的问题，早已不是“女性是否该参政”的陈旧讨论，而是“女性身份政治策略”的现实议题。将高市早苗简单归类为“女性但保守”是无效的。

她们是娴熟的政治家，理解她们，不是为了赞美或批判她们的参政和性别议题，而是为了看出在“革新”与“稳健”的政治性格中，女性究竟在重塑怎样的政治未来，而在其中，女性如何看待和支持她们，也可能是决定未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