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杨宝璐

编辑/宋建华

编剧更风的工作台

拿到第一个“编剧”署名之后，陈锦“单飞”了。

与同学相比，陈锦或许是幸运的，她从小就喜欢写故事，于是顺理成章报了戏文专业，并在大学期间积极参赛、投稿，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毕业就入行的“船票”，相比之下，“前几天我的老师统计本科就业有多少干编剧的，加上我，一共只有三个人。”

但正式入行之后，陈锦发现，“磨难”才刚刚开始。由于影视行业转冷，立项变少，青年编剧的发展空间愈发受到挤压。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竖屏短剧市场的繁荣。大把怀揣着“故事梦”的年轻人，在碰尽“署不上名”的南墙之后，纷纷主动投向了竖屏短剧。

新编剧的第一个署名

直到确定自己的名字挂在了“编剧”两个字后面，陈锦才敢从第一家公司离职。至此，她已经工作了四年，过手的项目七八个，这一部则是她的名字挂在编剧栏的第一部作品，剧本连写带改花了一年多，到正式与观众见面，又花了近两年。

“署名对于新编剧来讲非常重要。”陈锦说。“如果没有署名，我就没法向别人证明我有编剧的能力，没法证明说我在这个剧本里边干过事。”

入行后，她第一个职位叫“编剧助理”，主要工作内容是搜集整理资料，并草拟故事大纲，然后交由其他编剧进行细化。“故事大纲一定会进行修改，内容有所保留有所删减，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更为成熟的编剧加入进来，到最后，这个故事不能说是我的，但也不能说不是我的。”

这便是整个编剧行业的模糊点——作品署名问题，以及编剧的贡献度问题。而编剧之间常见争端也多脱胎于此。早在2010年，电视剧《金婚》的编剧就因其剧本与后发行的图书《金婚》之间有大量的重复内容，将另一名编剧、出版社和书店共同告上法庭，要求自己的署名权。之后，《隐秘的角落》《繁花》等多部影视作品，也都因编剧主张自己的署名权而纠纷不断。

编剧更风觉得，能不能署上名，“还是要看人品和大编剧自己项目的完成率”。有些手头项目比较多的编剧，给署名也比较大方，而有些大编剧自己本身的项目也不太多，或成功率不太高，也就很难给手下的编剧署名。她2017年入行，在编剧工作室里呆了五六年，之前她听到有大编剧给工作室的人承诺，第一部戏不给署名，第二部戏可以署名策划或者责编，第三部戏就可以给编剧署名，一个长剧从创作到播出，周期大概是两年，这也就是说，一个新人编剧想要拿到第一个署名，大概需要六年。

陈锦以编剧助理的身份跟进过五六个项目，她觉得自己能理解“为什么编剧助理没有署名”这件事，尽管这种“理解”更像是一种“自我消化”——“我在其中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我的工作在最后的成品中，占比非常小。”

理解归理解，但难免还是会破防。前几天，陈锦看了朋友参与的一部片子。那是一部由香港公司制作的网剧，朋友在其中担任执行导演。作为编剧，她习惯性地拉到片尾，长长的演职人员名单中，“助理编剧”赫然在目，这在内地影视公司是想也不敢想的。

“我当时都快哭了。”采访中，陈锦在这里停顿，她提醒自己要控制情绪。“就觉得还得是香港公司剧组，他们连茶水都会有署名”等说完，她还是哭了。

“香港公司更尊重著作权，说好的给你署名，就一定会给到。”曾在香港担任编剧的伍岳辰告诉记者，在香港也会分为工作室形式与独立编剧形式。所谓工作室形式，叫做in house编剧，只有老板一个人的署名，“但这个你在入职时就知道，是认的，因为老板每个月都会给你发薪水。”有能力的新人可以直接做编剧，也可以在工作室里，先从搜集资料的助理做起，一步步升到编剧、编审。“如果一开始跟你说好进工作室后岗位是编剧，老板绝不会在你入职后跟你说，你能力不够，先做个助理吧。”伍岳辰强调。

伍岳辰称，之所以只出老板一个人的名字，是出于名编剧的商业价值考虑，但如果一部片子，老板决定让每个参与人都署名，就不会因为编剧跟老板的亲疏区别对待，“他要么不出，要么全出。”伍岳辰介绍，在香港，编剧只是一份普通工作，不会贵到离谱，因此老板没有必要剥夺新人的署名权。“更不会因为你是个小助理，就不给你署名。”

2020年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显示，75%的青年编剧遭遇过剧本被采用但无署名，被盗用创意大纲或核心情节的情况，且近半数是入行不到三年的新手编剧

“大树”下面的“小草”

在陈锦看来，加入编剧工作室，这是新人最稳妥的进阶道路，这不仅意味着新人有工资和社保，每个项目完成后，还会额外有一笔项目奖金。

“一个人他的视野永远是局限的，而且一个人反复面对同一个剧本的时候，会钻牛角尖。这时候就是需要团队写作。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碰撞出来才有更新的内容。”陈锦说。

但弊端也显而易见，在编剧工作室中，老板往往既是编剧，也是师傅，既按照职场为员工缴纳社保、发工资，也要像老师一样，培养年轻的后辈。而整个工作室的运转也严重依赖老板的发展方向。“说白了，他（老板）了解哪种类型的剧，就只做哪种类型，他走通一条路后，就会一直复制这种成功经验，永远在写同样套路的东西。”

但这对于急需成长的青年编剧来说，是一种限制，一开始，陈锦觉得自己很幸运，能进入到旱涝保收、老板又有丰富资源与经验的工作室，但时间一久，她逐渐察觉到，自己的成长停滞了。

编剧的工作紧张而枯燥，只要进组，就是一人一间屋，面对四堵白墙，24小时待命。“就是锁在那儿，老板说开会，我们马上就要去开会。”陈锦形容道。她大学毕业即开始从事编剧工作，并没有太丰富的生活阅历，体力充沛手速快，并不能弥补这个短板，“我真不知道吃不上饭的人什么样，只能脑补。”

她想弥补这个差距，“一是等我的老板有天愿意教我了，二就是我要自己去拥抱生活。”

她选择了第二条路。“靠老板教，你得先通过老板的考验。但老板的考验可能遥遥无期——他可能在观察我，今天觉得我写通了，就点我一下。但更多时候，我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直到离职后，她有次跟前同事提起这个困惑，同事才告诉她，自己也曾跟她类似，直到在团队里四五年之后，老板才开始“教”他。陈锦形容，那更像是半师徒半雇佣模式的前现代职场模样，员工要用几年证明自己的忠诚和悟性，老板才会传授技艺与资源。“如果有一天，老板这棵大树倒了，我还是一株小草。我的人生才二十来岁，我最大的需求是成长。”

没有不被白剽的编剧

但陈锦低估了脱离“大树”庇佑的困难。“单飞”后，她接手的第一个项目，第一集剧本，改了整整十八稿。

陈锦还记得，收到第18稿的修改意见时，她正在坐地铁。“一条特别长的修改意见，就是微信对话框，要往下滑那么一下才能读完。”看完修改意见后，她僵在地铁站里，一步都挪动不了。

早在今年二月，她就觉得自己状态不佳，工作时间长了会头疼，还有过一次呼吸性碱中毒的经历。当时就有朋友提醒她要注意心理方面的问题，但陈锦觉得自己只是太疲劳。直到五月在地铁上看到这条长长的修改意见，她的心理防线一下子溃了坝。

“就走不了路，有种莫名的鬼打墙感，我站在地铁站里感到非常绝望，都18稿了，还得多少遍？”陈锦说。那天傍晚，她进了安定医院的急诊，被确诊为急性焦虑症。

在伍岳辰看来，这也属于编剧工作的顽疾之一。她介绍，在香港，编剧改的第一遍叫做“初稿”，完成初稿，就达到了合约上的初稿阶段付款要求。“编剧可以再改，但我们会明确，你要改几稿就算定稿。但内地有些公司就不是这样，一般以平台或导演为由推脱，说我们不认你这个一稿，要改到大家都满意为止，改到杀青为止。”

实际上，采访中不止一个编剧表示，做了很多工作，最终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与权益。

这与编剧工作属性的不明确有关。陈锦介绍，在影视行业发展上行的年代，“剧本创作”部分通常会设立三个岗位——策划、责编和编剧。其中，策划和责编一般属于甲方公司，编剧是乙方。策划和责编的职责是前期找资料、写大纲，形成故事梗概后交给乙方编剧，而乙方编剧的职责，则是在故事梗概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完整细致的剧本。

然而随着影视行业进入下行期，这些岗位大多都被精简掉了。“现在甲方只说我要拍一个什么样的片子，要什么点，编剧就按这个方向写，前期的资料搜集等工作都归编剧做了，它可以算作甲方的策划要做的工作，也可以算作编剧以及工作室要做的工作。这些东西现在非常模糊。”

这便为一些甲方公司的不规范操作提供了空间。由于编剧工作的产品是创意和文字，只要被人看过听到就可以直接拿去使用，而打官司不仅漫长，在举证方面又很艰难。有些甲方公司便利用试稿来骗取创意和想法，甚至把剧本当做应聘者的面试题，再融入到自己公司的项目中。或者利用“分批打款”的惯例，甲方公司会先用一个几百字的大纲去找编剧，让编剧写完整的梗概与分集大纲，但等编剧写完后，甲方以“内容不行”为由，否掉编剧，之后再拿着编剧的大纲，直接让自己的责编去写剧本，以减少剧本开支。

就连做了近十年编剧、有过多次署名、在相对规范的市场工作过的伍岳辰也很难避免这种“白剽”。“哪个角色我都担当过，做到中途被无辜架走的、被叫来救场的、被导演或演员带进来的、被欺负白剽的或搭别人顺风车的，都有过。”伍岳辰解释，一部剧最终能不能“成”，影响因素很多，在这其中，不一定是编剧的稿子不行，也有可能是融不到资或过不了会，也可能是制片没有找到合适的导演，也有可能是导演自己带了班底，就踢走了原来的创作人员。

今年9月，陈锦参与创作的另一部剧又要上映了。那是她在第二家公司的劳动成果，但依旧没有署名。“这部剧90%还是我的思路，但因为在开播前我就离职了，所以没署名，总编剧署名是我的老板。”

但让她觉得“糟糕中透着一点好”的是，至少该给她的款项是结清了的。

她决定不去维权，也不再纠结这个署名。“每个编剧一定被白剽过。如果坚持维权，可能身心俱疲却什么都得不到，反而浪费很多时间和情绪。”陈锦说，另外，当片子出现在观众面前时，说明这个片子已经过审了，如果要重新再加上她的名字，则需要重新送审，“没有公司会这样做。最多给我一个加盖公司公章的文件，证明我参与过这个项目。那有什么用呢？”

每次白干活儿，陈锦都会告诉自己“就当帮朋友的忙了”，因为“这活儿我不干，有的是人干”。前几天，她在群里看到一个要剧本的广告，甲方明确要故事梗概加前三集剧本完稿。“以前这玩意儿就是当个乐子。”但现在，凌晨一点多，在广告发布了大概10分钟后，群里有七个编剧报了名。

截至2025年6月，国内微短剧用户已接近7亿，市场规模突破500亿元

转向竖屏短剧的年轻人

一个年轻编剧，不想被“白剽”，不想被骗稿，想要获得正当的“署名”——无论什么岗位——有没有办法？陈锦想了一会儿，给出答案：写竖屏短剧。

2024年，全国短剧用户规模达到5.76亿，占整体网民的52.4%。而截至2025年6月，中国微短剧用户已接近7亿，市场规模突破500亿元。随着市场的扩大，短剧的导演、主演、群演都供不应求，庞大的产业体量，也使得许多署不上名的青年编剧，甚至其他相关专业的年轻人，都主动上了短剧这条船。

青禾文化的签约编剧瀚元和朵朵都是刚入行的新人，他们一个是舞台剧表演和戏剧学专业，一个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却都投入到短剧市场中。

从“罗密欧与朱丽叶”转身进入“龙王赘婿金手指”中，多多少少还是需要一点接受时间的。瀚元告诉深一度，其实在他们读书期间，很多表演类院校的老师是不太建议学生去表演短剧的，但很多同学还是去拍短剧了。

“我当时不是很愿意去拍短剧。但入行后发现，本质上短剧和长剧都是在讲故事，只不过是讲故事的形式不同而已。”瀚元解释。

为了研究短剧市场，陈锦突击刷过一阵，发现现在的短剧已经和她认知中的不一样了。陈锦称，她是抱着“我要看看你能怎么着”的心态点开一部名叫《好一个乖乖女》的短剧，但看到最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以前我看短剧记不住剧情，因为永远在反转打脸，但这部剧在有限的篇幅里把主角的韧劲展现出来了，看完之后，我觉得OK，短剧也是可以写的。”

2025年4月，陈锦正式开始写竖屏短剧。她告诉记者，在短剧中，编剧的话语权比在大制作中稍大。短剧的成本和制作周期都比较小，高周转决定了剧组并不会花更多时间在调校剧本上。通常来说，一旦剧本通过，拍摄基本上都会按照剧本去推进。

“长剧投资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要对这个剧负责，都有自己的表达和想法，就会跟编剧提想法。”陈锦介绍，在拍摄中，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就解决剧本。“今天拍需要的灯买不了，就可以跟编剧说，可不可以不要这个灯。编剧说好，我给你改一句话，这个最好解决。”

回长沙之后，更风也投入到短剧行业中——先是做横屏短剧，从去年五月起，她把业务重心放在了竖屏短剧上。

更风既做编剧，也做制片，她解释，相较于横屏短剧，竖屏短剧周期更短、成本更小，成功率也更高。“横屏短剧的产品制作流程和制作周期，跟长剧差不多，只是体量稍短。因此成本在300万元左右，但竖屏短剧的成本可以压缩到三四十万。”

刚开始接触竖屏短剧，更风也觉得它很“下沉”，但偶然间看到一部女性话题的短剧改变了她的想法。那部剧中有一个片段，有点像经典电影《十二公民》，这个片段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至少它是有内核、有情感表达的。这两个东西对于传统编剧而言很重要，让我能够记住它。”更风说。

短剧，就是更风目前她要做的，一个“能让大家都活下去的长期事业”。之前，她自己在北京做编剧助理，要靠家里接济才能活下去，而现在做短剧，她给助理的月薪就能达到一万元。

在更风看来，竖屏短剧的观众也是迭代的，越来越多看过英剧美剧韩剧的年轻人也会去看短剧，因此就会逼迫短剧平台转型，片方公司和平台愿意在精品化的类型上去试错，才会有可能让编剧去写精品化的东西。这相当于也是给了大家一个比较优质的生存空间。

偶尔，陈锦会怀念写长剧的感觉。她喜欢群像戏，像画卷缓缓铺开，各色人等粉墨登场。但现在的项目让她的“长剧情结”无处实施。“群像戏是需要空间的。而竖屏则没有这样的空间去展现。在剧情推进过程中，配角是需要就拉出来，不需要就不在了。”她解释道。那些宏大的背景铺陈、精妙的结构与复杂的人物性格，正在被“互联网速度”消解，她不得不要求自己适应“一集一分钟，一分钟一个情节点”的短剧节奏。

但00后的朵朵没有心理转变的负担，学广播电视编导的她在毕业时，先做了几部广播剧的编剧，尔后迅速转向了竖屏短剧。在她看来，短剧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产业，变得越来越好是一个必然趋势，自己则是顺势搭上了这条快车。

“任何行业在一开始都是有点low的，但时代在变化，以前我们上学时，觉得做网红好像是不好好学习、不务正业，现在看人家带货什么的，事业也很好。”朵朵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锦、伍岳辰、更风、朵朵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