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一份在日本帝国议会上批判军部的演说记录，被悄然抽走了三分之二。八十五年后的今天，日本首相石破茂试图将那些被抹去的字句，重新放回历史的原处。从10月1日着手协调恢复记录，到10月10日发表“战后80年感言”，石破茂将其谈话的核心要旨定位为与国民一同思考“为何那场战争无法避免”。为了阐述对这一问题的见解，石破茂将1940年民政党议员斋藤隆夫那篇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的“反军演说”作为重要线索。那么，斋藤隆夫的“反军演说”究竟讲了什么？为何在日本大举侵华期间，斋藤隆夫敢于在议会中公开批判军部？为什么石破茂认为议会丧失功能是未能阻止日本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斋藤隆夫本人又因此遭遇了怎样的命运？本文将通过回顾“反军演说”的始末，管窥战时日本议会中残存的抵抗声音及其限度，重审战前日本政治决策机制如何在军国主义的渗透下逐步丧失制衡能力。

斋藤隆夫（1870年9月13日- 1949年10月7日）来源：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近代日本人的肖像

一、青衿之志，政海浮沉：斋藤隆夫的早年轨迹

1870年盛夏，斋藤隆夫在兵库县出石郡的一个普通农家出生。谁曾想，这个农家少年日后会成为在日本政坛掀起波澜的人物。19岁那年，怀揣着家人的期望与自己的理想，他独自踏上前往东京的求学之路，进入东京专门学校（今早稻田大学）深造。在校期间，他不仅修读了大量法学课程，还广泛涉猎政治经济学、美国史与英语等学科。高田早苗所倡导的“英美流”立宪政治思想对他影响深远，斋藤后来曾回忆道：“高田老师的宪法课以英国流的方法，将宪法以政治学的形式讲解得通俗易懂”。1894年，斋藤以行政科首席成绩毕业，次年通过第三次律师考试，正式成为一名律师。

在律师生涯初期，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前东京专门学校校长鸠山和夫。鸠山于1896年出任众议院议长，便将律师事务所的大量事务交由斋藤处理。1898年，鸠山升任外务次官，斋藤遂从原事务所独立，在家中开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律师职业，渴望进一步深造，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受恩师鸠山和夫曾就读耶鲁大学的影响，斋藤也立志赴美深造。出国前，他完成了个人首部著作《帝国宪法论》。这部仅一百零七页的著作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宪法思想，也展现出其政治素养，使他在律师界开始崭露头角。

1901年7月，斋藤远渡重洋，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深造。留学期间，他专注于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及政治学等课程，尤其“在政治学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这为他后来撰写《比较国会论》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在第二学期，他因肋膜炎复发未能痊愈，不得不于1904年3月中断学业返回日本接受治疗。1905年康复后，斋藤重操律师旧业，并于1910年组建家庭。与此同时，他开始积极准备进军政坛。1912年，在第十一回众议院议员选举中，他作为立宪国民党的候选人在但马地区历经苦战，最终惊险当选。斋藤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仍心有余悸：“当时选举情况与预想大不相同，我为能否当选焦虑不已，最终在十一名当选者中名列末席，实在险象环生。”

自此，斋藤隆夫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直至1949年去世，除了1920年第十四回总选举失利外，他先后13次当选众议院议员，在日本战前政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孤掌鸣雷：帝国议会中的“反军演说”

随着侵华战争的持续进行与日本内阁的频繁更迭，政党人士相继在议会中对政府提出尖锐批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当属1940年2月民政党议员斋藤隆夫在众议院政治会议上发表的“反军演说”。这一演说之所以产生于特定历史时刻，与其复杂的国内外背景密不可分。

“反军演说”发表之时，正值日军计划扶植汪精卫建立傀儡政权的重要节点。由于“陶德曼调停”的失败与日本“速战速和”战略的受挫，1938年日本政府连续发表三次近卫声明，其本质是通过政治诱降手段促使蒋介石政府屈服，从而扩大其“以战养战”的战略意图。与此同时，汪精卫于1938年11月20日在上海签订《重光堂密约》，随后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要求国民政府以第三次近卫声明为基础与日本媾和。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的宣告成立。

日本国内局势同样错综复杂。在社会经济层面，日本经济结构已明显向军需生产倾斜，资源与生产能力的过度消耗导致民众生活水平显著下降。政治层面，自1939年1月第一次近卫内阁下台后，国内政局陷入混乱，这为政党势力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据当时治安对策纲要记载，“政党与财界对官僚政治有着深刻的不满，并且煽动舆论蛊惑民心，可能对治安造成重大的障碍”。面对如此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与政党政治的微妙转机，一向对军部专横抱有不满、期待政党政治复活的斋藤隆夫，开始精心筹划这场后来被称为“反军演说”的历史性质询。从演说内容来看，斋藤的演说的核心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即“七七事变”的处理、国际问题和日本国内问题。

反军演说现场，来源：朝日新闻

首先，斋藤质询了米内内阁的对华方针。他批判了米内内阁试图延续“第三次近卫声明”的路线方针。在演讲中他表示自己“抱有些许疑惑”。在他看来，近卫声明大致分为五点，即“1、尊重中国独立主权；2、不要求领土，不索取赔偿金；3、日本不寻求经济上的独占；4、中国相关的第三国权益，不要求中国政府采取限制；5、除防共地域的内蒙附近外，日本军队将从其他地域撤军”，这些方针显示出要维护东亚和平。斋藤对声明的五点逐个反驳。其核心观点则是对“第三次近卫声明”中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批判。斋藤追问米内内阁：“该声明如此宽泛、如此高调的战争目标与牺牲目的，对于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实质，政府的看法究竟是什么”？不难看出斋藤对米内当局的大政方针乃至“第三次近卫声明”的前景并不看好，同时对军部所宣扬的“东亚新秩序”表示质疑。

其次，斋藤将演说重心转移到“大理想”与现实的问题。在他看来，所谓“八纮一宇”的大理想完全是一种空想，百年的和平无法实现。他批判欧洲建立的“国际联盟”，并不能遏制国家的发展欲望。他通过分析欧洲当今战况，强调国家竞争的本质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强者征服弱者，这就是战争。正义惩罚不正义，这并非战争的用意”。因此，斋藤将矛头直指“第三次近卫声明”与米内内阁的政策方向谬误，认为仅仅以口头上“又说是国际正义、又说是道义外交、又说是共存共荣、又说是世界和平”种种口号，未必是日本国家利益所在。斋藤主张的是彻彻底底的“国本位论”，即以日本为中心，养成本国之国力并强化之。他认为这是当前日本唯一的出路。

因此，斋藤对“汪伪政府”的担忧向政府发起责难。在他看来，扶植“汪伪政府”的政策前景是黑暗的。原因有三：第一、汪精卫政府是否有能力建立新政权？第二、重庆的蒋介石政府仍然没有被消灭；第三、新政府成立后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问题。斋藤尤其重视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因为蒋介石政府必然不会屈服。“一方面必须支持新政权，不惜一切牺牲支持到底。一方面要讨伐蒋介石，而另一方面要援助新政权，我们的国家必须同时背负两个重担前进吗？”斋藤认为这种方针本就难以执行。此外，中国本是“极为辽阔的大国，其面积达到了日本全境的十五倍以上，有将近五亿的人口”，而汪精卫是否有能力统一这一庞大的国家？斋藤认为这种结局正是此前“第一次近卫声明”中不以蒋介石政府为对手而导致的。因此，通过对汪精卫能力的怀疑、蒋介石政府的顾虑以及对日本需要负重前行的担忧，斋藤向米内内阁质询上述问题。

最后，斋藤将目光转回日本国内问题。他重点提出两大质疑：首先是言论自由受限的问题。他痛陈“事变以来直至今日，我们有许多事要说，许多事要论，但却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论”，并指出“我们的国民实在是顺从，言论压迫下国民的意志和情感都不能表达，特别是近年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官僚政治的弊害在全国蔓延开来，流着悲愤的眼泪却默默听命于政府的摆布”。在他看来，言论管制导致民众在承受苦难的同时，却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当前局势一无所知。其次，他对日本政府推行的“国家精神动员”运动提出批判，认为“光靠精神运动并不足以解决整个事件，更何况这种精神运动又能在国民中执行得多彻底”，同时指出这种运动浪费国家财力，要求政府重新评估其价值。

在演说结尾，斋藤通过赞扬伊藤博文、桂太郎等前辈政治家在逆境中担当重任的事迹，对比批评当下内阁“缺乏为国献身的热血，诚惶诚恐地拜领了组阁大命，却忘记了立宪的大义”。他对日本内阁“更迭频繁”的现象表达了强烈愤慨，认为现内阁已完全丧失责任意识，并希望米内内阁不要重蹈覆辙。

通过以上对“反军演说”内容的梳理，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把握斋藤隆夫的政治思想：其一是致力于维护“立宪政治”下的政党运作机制；其二是对军部推行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深切忧虑。作为政治家，斋藤一方面为政党活动寻求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始终坚持立宪政治思想。他充分利用议员的合法“言论自由”权利，通过议会质询和媒体传播，试图引导民众舆论，实现议员及其所属政党的政治目标。

三、暗流与同盟：“反军演说”与民政党的生存博弈

1940年初春，当斋藤隆夫站上众议院讲台发表“反军演说”时，他看似孤军奋战的背后，实则牵动着政坛最敏感的神经。这场演说绝非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博弈。这既是政党力图与军部内“异见者”宇垣一成暗中结盟的宣示，更是民政党在政党政治生死存亡关头的奋力一搏。

宇垣一成（1868年8月9日—1956年4月30日）来源：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近代日本人的肖像

在军部高层中，宇垣一成堪称一个特殊存在。这位与政党关系密切的陆军将领，不仅主张限制陆军、不扩大战争，更与斋藤隆夫及民政党保持着密切联系。1930年代中期，民政党参与了宇垣多次的新党运动。到1937年政民连携运动末期，宇垣组阁运动浮出水面。宇垣受到了西园寺公望的赏识，拟与政友会、民政党的人士一起组阁。但军部方面对于宇垣组阁持反对态度，内大臣汤浅仓平亦拒绝了宇垣提出的各种请求。最终导致宇垣组阁计划的流产。民政党总裁町田忠治因不满宇垣任命结城丰太郎为藏相，最终采取“观望”态势。内阁的流产促使宇垣对政党的态度发生转变，然而政党主流派并不希望政党人士在现政府国务大臣中的占比进一步下降。因此，宇垣虽与政党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双方对军部与国际形势的看法大体一致。斋藤曾给宇垣的书信中写道：“现在内阁的命运已经被决定，（我）静观当前的人心趋向，对于您的期待丝毫无衰减。”

当“第一次近卫声明”发表后，宇垣一成赞成石射猪太郎的报告《关于今后的事变对策的考察方案》，并同意报告中所述的日本应转变方针与国民政府尝试媾和，并得到了当时首相近卫文麿的认可。1938年5月，近卫将外相更换为宇垣一成。宇垣就任外相后曾在6月23日与国民政府进行“和平交涉”，在记录中称蒋介石自己内心也是渴望“和平”。7月18日孔祥熙向日方表明民国政府也希望速速转换到“共存共荣”路线。同年10月，宇垣与孔祥熙沟通时称日方支持“共存共荣”，并愿意合议，希望蒋政府能够发一篇声明回应这一主张。然而，这种政策却让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近卫首相尴尬。最终，宇垣与国民政府媾和的愿景被扶植“汪伪政府”取代。

随着侵华战争不断推进，民政党内部的“反英美派”的立场愈加强硬。除了永井柳太郎等新党运动的支持者外，就连曾出任商工大臣的民政党高层俵孙一也有了反党内主流路线的趋势。1937年10月，俵发表了名为《对中国用兵的意义和觉悟》，大谈南京政府“排日”的行为，呼吁日本当局发动“圣战”，扩大战局。随后，他还参与了“暴支严惩国民大会”之中。俵的这些行为与“亲英美”派，甚至是民政党的国际协调政策大相径庭。党内部分高层的行为使总裁町田忠治警觉，随着宇垣的下野与阿部内阁继续执行扶植“汪伪政府”的政策，町田也希望终止战争从而恢复政党力量。因此当斋藤隆夫在1939年12月5日的干部会议上提出演说的相关内容时只是被提出些更改意见。次年斋藤与町田忠治、俵孙一等人商谈“反军演说”之时，俵孙一虽立场相左，但仍建议将决定权交给町田忠治。而町田对此采取了尽量不干预的态度。因此，斋藤的演讲实际上并非完全是个人行为，其背后事实上得到了总裁町田忠治的支持。

演说结束后第四天，即1940年2月10日，政界元老若槻礼次郎亲自拜访斋藤隆夫。斋藤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一重要会面：“午后一时过，若槻礼次郎来访与我交谈我的事情，他对我表现出满腔热血，称赞我的行为，劝我不要退缩。”这一举动无疑是对斋藤演说的最强力的支持。由此可见，斋藤隆夫的“反军演说”实质上代表了民政党“亲英美派”的集体立场。党内外一股支持力量，即军部中的宇垣势力共同构成了他在议会中大胆质询米内内阁扶植“汪伪政府”政策的底气。

宇垣一成与斋藤隆夫虽然分属不同阵营，却在对外认识上遥相呼应。民政党为挽救自身政治生命，最终将斋藤的演说推向前台，赌上全党的命运。这一纸演说，因此不再是孤独的抗议，而是那艘时代巨轮上，所有暗流、矛盾与挣扎共同引爆的一声惊雷，为我们理解战时日本的政治困局，留下了最真实的剖面。

反军演说与议会记录。来源：读卖新闻

四、议会除名：政坛放逐与民意回响

当斋藤隆夫的“反军演说”在议会回荡，军部的反应却出奇地冷静。时任陆相畑俊六在日记中轻描淡写地记述：“民政党斋藤隆夫的反军演说，其言辞攻击并否定圣战，对圣战的进行是一大障碍，我将速写录的一部分进行修正。”这番看似克制的文字背后，暗藏着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

次日议会答辩中，首相米内光政以程式化的表态回应：“在这里我将政府所信之事重申一遍，也就是说关于中国问题处理方面，政府将继续贯彻已经决定好的方针。”陆相畑俊六则再度强调“八纮一宇”在建设东亚新秩序中的重要性，以此回击斋藤对“圣战”的质疑。

然而，这场看似波澜不惊的表象下，暗流正在涌动。尽管演说稿已被大幅删减，但其内容仍在社会各界激起巨大反响。军部人士真崎甚三郎的评价颇具代表性：“斋藤的演说代表了国民的声音，但是后半段是失言了，如果议会允许他的言论的话那么议会就没有任何用处了。”

斋藤质询引发的舆论问题使得军部与政党坐立不安，最终于1940年3月7日的众议院正式会议上，出席的议员中除7人投反对票，144名议员投弃权票外，有296名议员赞成将斋藤隆夫“除名”。当时对斋藤演说多持批判态度，但耐人寻味的是，在军部高层中，宇垣一成对斋藤的处境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理解。他在日记中写道：“斋藤问题只要与议员和政党确定好了的话就不是大问题，只不过现在世上多是软弱之徒导致斋藤演说变为一大问题。”这番言论并非对斋藤的谴责，反而透露出对政党政治处境的理解。

由于二者的外交思想与立场较为接近，宇垣对斋藤的处境颇为同情。然而斋藤的“反军演说”对政党而言，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即便是民政党，自斋藤问题以来，町田忠治的统治力越发衰弱”，陆军对政党的排挤攻击论亦更为激烈。因此，“斋藤问题”在国内政党解散事件上仍不可被轻易忽视。半年后，各主要政党纷纷解党，“无党时代”降临，近卫文磨最终不得不于同年10月建立大政翼赞会，通过吸纳旧政党议员实现日本政界的再编成。

议会除名后，斋藤仍然对宇垣一成报以期望。例如斋藤日记中写道1940年底与宇垣一成的会面：“宇垣十分健壮，野心尚未终止。”在1942年给予宇垣的书信中，斋藤还写诗歌相送：“雌伏三年志益坚，中原逐鹿扫尘还。南董鲜愠残花散，群鸟声喧首夏天。”而斋藤也因为其“反军演说”引起广泛的社会讨论，取得了国民的极大支持。当1942年的翼赞选举时，斋藤在故乡兵库县5区以“非推荐”的身份高票当选议员，最终再次回到众议院。

纵观这场政治风波，斋藤隆夫通过“反军演说”实现了多重政治意图：既借批判“东亚新秩序”暂缓内阁扶植汪伪政权的进程，又打击了党内“亲军部”势力，维护了“亲英美”路线。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行动实质上得到了民政党主流高层的默许，可视作该党主流意志的体现。而历史记录显示，斋藤的演说在当时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他共收到519封支持信件与明信片，民众在信中称赞其演说反映民意，期待他再次当选。甚至民国政府也关注到这场演说，在肯定其对军部批评的同时，也敏锐地指出：斋藤的演说并非反对“侵华”，而是反对军部干政与“第三次近卫声明”，最后提出从斋藤的演说背后看到了日本政府内部的混乱不堪与民众的厌战情绪。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斋藤的“反军演说”自始至终并非反对侵略战争。尽管“反军演说”既展现了议员在军国主义高压下的抗争姿态，也代表了当时议会主流派及财界的声音。但斋藤隆夫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反战者，他的批判更多是针对战争的方式。

八十五年后，首相石破茂在追问“为何当时无法避免那场战争”时，重提这段被刻意抹去三分之二的议会记录，其深意或许正在于此。当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无法容纳像斋藤这样体制内的批判，当议会本身都无力捍卫其成员的言论发表时，国家便已在制度层面丧失了纠正错误的能力。斋藤隆夫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制度失灵的深刻警示。

因此，我们不能仅将“反军演说”停留在是否“反军”这一单一角度，而应在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审视斋藤隆夫。他的命运启示我们，战争的悲剧不仅源于激进势力的膨胀，同样源于主流的失语与制衡机制的失效。石破茂在战后八十年的反思，正是脱离了简单的标签，去审视那场战争背后整个决策系统的崩溃过程，而这或许正是“反军演说”在八十五年后重获现实意义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