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瑞典学院将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以表彰其“在末世恐惧中仍能通过震撼人心且具先知般洞察力的作品，重申艺术力量”的杰出成就。

拉斯洛出生于1954年，31岁出版长篇小说《撒旦探戈》，备受文坛赞誉。1986年，短篇小说集《仁慈的关系》问世；1987年，拉斯洛凭借德国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奖金移居柏林，并在那里获得了国际文学圈的关注。1989年出版长篇小说《反抗的忧郁》。 拉斯洛在国内拥有不少读者，他的代表作《撒旦探戈》等也已经出版。

拉斯洛被称为卡夫卡式的作家，其标志性的长句让读者印象深刻。他的影响力还来自电影，很多文艺片影迷熟悉的电影《撒旦探戈》和《鲸鱼马戏团》，就分别改编自拉斯洛的代表作《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前者长达7个多小时，2019年曾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引起轰动。

匈牙利作家拉斯洛（Laszlo Krasznahorkai） 澎湃资料

或许因为专业关系，拉斯洛获得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让我觉得很亲切，毕竟他的写作生活与我呆过的柏林有着深厚的渊源。

2024年10月，时隔5年之后，我再次来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斯拉夫与匈牙利研究院“（Institute of Slavic and Hungarian Studies），开始一年的访学生活，此前2019年一年的柏林生活都在5年之间变得模糊。

在一个欧洲城市前后生活了两年，究竟也应该是有些思念的。给你的错觉是，即便是此时此刻在上海的家中，你打开门，走到楼下，就可以搭乘那部已经有百年历史的轻轨，到弗里德里希大街下车，拐进Dussmann书店。一楼大厅，10月初的凉意里，2019年那里摆放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的书，2024年10月那里摆放着韩江的书。此时，夜里到12点才打烊的书店里，一楼一定摆放着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的书吧。

在初秋的夜里，让柏林的流浪汉、学生、难民再读读拉斯洛的冗长的文字，是多么契合月光下的这座城市，读好书，要裹紧衣服，跑过施普雷河上的铁桥，寂寞的人们会驻足，盯着博物馆岛发呆。这一点上，拉斯洛没有另一个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讨喜——暗夜的，烛尽的，浪漫的，忧伤的文字比拉斯洛更能疗愈人们的心灵。

著名的洪堡大学的“斯拉夫与匈牙利研究院”被很多人简称为“东欧文化研究所”，这个称呼彻底将匈牙利失去了它的中欧的近亲文化，将之投递给了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国家，他们共同经历了20世纪的欧洲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后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他们必须共同写一封给过去的信。

拉斯洛1987年移居柏林，他曾经默默地，唯恐别人发现自己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他的周围究竟有着多少来自俄罗斯、波兰、捷克等国家的写作者，或许很难计数，他们彼此熟悉对方的文字，但是并不见面。在得知拉斯洛获奖之后，一位柏林东欧文化研究者说：不幸的是，我没有读过他的书，只是看了那部长达7个小时的电影，但是我想他一定值得这个荣誉；而一位来自柏林的俄罗斯作家说，我是一个不太好的读者，我又开始反复阅读《安娜·卡列尼娜》，而我上次阅读它还是15岁。

拉斯洛与彼得·汉德克一样，都曾经在自己的作品里写到过柏林，很多时候，德国在他们的笔下就意味着“柏林”，而“柏林”却并非仅仅意味着“德国”，欧洲东部的写作者经常在柏林获得他们人生的第一个文学奖项。1990年代，这个城市或许是第一个给予他们“驻地作家”的地方，一直到今天它也是东欧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的极右翼青年次文化，民谣音乐家，光头党，足球迷以及大学生，野蛮大陆的集体记忆的展示场域。

拉斯洛出生于1954年，是广义的欧美历史中的“婴儿潮一代”（Boomer），二战结束与经济上升的乐观情绪往往成为他们写作动机，冷战的威胁与社会、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又让他们成为一个怀疑主义者，反叛、摇滚与自由文化泛滥左右着作家的思想。

婴儿潮一代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之前那场“世界末日”般战争经历的影响之上，他们的思想通过存在主义，或者加缪的“荒诞理论”来表达，希望与灾难彼此悖论地并存于拉斯洛所有的作品里。今天的欧洲文化中，也正经历着一场悄然的抢救“婴儿潮一代”文学遗产的活动，相对于历史叙事的丰沛，文学很容易沦为一个被各种本体论框定的历史书写的“注释”——我们对于这段文学经验所知甚少，而这个“甚少”却又路径如此相似，表达如此雷同。

是不是在今天的欧洲，授予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诺贝尔文学奖，会让读者重新审视曾经的被称作“野蛮大陆”的欧洲，和它的短暂的20世纪。（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东欧与现代斯拉夫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