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数百万的粉丝而言，《哈利·波特》系列的“魔力”不仅在于其刻画了一个既光怪陆离又引人入胜的巫师世界，也在于当时尚且年幼的演员团队与创作者曾经所散发出的那种团结感。然而，一道持续多年的“裂痕”已然破坏了粉丝心中的美好想象。主演艾玛·沃特森与作者J.K.罗琳因跨性别议题而引发的矛盾又一次被置于聚光灯下。

近日，英国作家、《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作者J.K.罗琳在社交媒体发布长文，表达了她对系列主演艾玛·沃特森（饰演赫敏）及丹尼尔·雷德克里夫（饰演哈利）的不满。

罗琳批评沃特森“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罗琳控诉道，在她遭受舆论围攻时，沃特森却公开发表了“火上浇油”的言论导致其遭受的“死亡威胁”进一步加剧。事后，沃特森却只是寄来一张轻飘飘的纸条向她道歉。罗琳称，“一个成年人不能一边亲近一个经常公开呼吁刺杀朋友的激进运动，一边又理直气壮地要求这位昔日朋友继续爱自己”。

罗琳还指责二人在系列电影完结多年以后仍然“以我所创造世界的‘事实上的代言人’的身份自居。”

在文末，罗琳讽刺道，“我怀疑她之所以转变态度，是因为发现对我毫不留情的谴责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时髦’。”

法新社报道指出，罗琳此前从未如此直言不讳地谈论过沃特森。

J.K.罗琳与《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主演的合照 图片转自法新社

罗琳与沃特森的矛盾始于2020年，二人在涉及跨性别人士的立场上存在明显分歧。当时，沃特森和雷德克里夫均公开对罗琳的观点提出质疑并“划清界限”。罗琳此前曾表示，她不准备原谅沃特森和雷德克利夫“与一个意图侵蚀女性来之不易的权利的运动勾结”。

而罗琳此次“爆发”的导火索在于沃特森近期参与的一档节目。本月，在一档播客节目中，沃特森谈到了与罗琳的不和。当被问及是否仍愿意与罗琳对话时，她回答说：“是的，我永远都愿意。我相信这一点。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沃特森还表示，“我真的不认为……我所秉持的爱、支持以及我的观点，就意味着我不能或不再珍视乔（指J.K.罗琳）。”舆论普遍认为，沃特森此番表态是向罗琳释放“缓和关系”的信号。

但随后，罗琳发布长文强调自己拒绝与沃特森和解。

“艾玛当然有权反对我，也有权在公众场合谈论她对我的感受——但我也拥有同样的权利，而我终于决定行使它”，罗琳写道。

罗琳回应全文如下：

我注意到围绕此事有不少评论，因此我想阐明几点。

我并不认为，任何曾经饰演过我所创造角色的演员，都理应永远赞同我的观点。这种想法就像我如今还要去征询自己二十一岁时那位上司的意见，看他觉得我今天该持什么立场一样荒谬。

艾玛·沃特森和她的几位同事完全有权拥护性别认同意识形态。这类信念受到法律保护，我也绝不愿看到他们因这些观点而面临失业、暴力，甚至死亡的威胁。

然而，尤其是艾玛和丹（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在过去几年里多次明确表示：他们认为我们曾经的职业合作关系赋予了他们一种特殊权利——不，甚至是一种义务——驱使他们在公众场合批评我和我的观点。早在他们结束《哈利·波特》演出多年之后，他们仍继续以我所创造世界的“事实上的代言人”自居。

当你从一个人十岁起就认识他，很难彻底摆脱那种保护欲。直到不久前，我都还未能摆脱那个画面：在庞大而令人畏惧的电影片场里，需要轻声细语地引导孩子们念出台词。过去几年中，我多次婉拒记者邀请，不愿就艾玛发表评论——尤其是在所谓“J.K.罗琳猎巫”事件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当时曾告诉制片方，我不希望因我的言论而让她遭到围攻。

附件视频中的电视主持人提到了艾玛那场“我支持所有女巫”的演讲。说实话，那确实是我态度转变的一个转折点，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比那场演讲本身更令我心痛。艾玛曾托人转交给我一张她亲笔写的便条，上面只有一句话：“对你正在经历的一切，我深感抱歉。”（她有我的电话号码。）

那正是针对我的死亡、强奸和酷刑威胁达到顶峰的时期——我的人身安保措施不得不大幅加强，我每天都为家人的安全忧心忡忡。而就在那时，艾玛刚刚在公开场合火上浇油，却又以为一句轻描淡写的“关心”，就能让我相信她本质上仍怀有同情与善意。

和许多从未在财富与名声庇护之外体验过成人生活的人一样，艾玛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如此之少，以至于她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她永远不需要住进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她永远不会被安排进男女混住的公立医院病房；我甚至怀疑她自童年以后是否还进过普通商场的试衣间。她的“公共卫生间”是单人使用的，门外还站着保安。她是否曾在市政运营的游泳池里，被迫在新设立的男女混合更衣室中脱衣？她是否有可能需要求助于一个拒绝保证“全女性服务”的政府资助强奸危机中心？又是否可能发现自己与一名自称女性的男性强奸犯共处一间监狱牢房？

我十四岁时可不是百万富翁。在写下那本让艾玛成名的书时，我正生活在贫困之中。正因如此，我从自身经历中深知：艾玛如此热忱参与其中的这场对女性权利的践踏，对那些没有她这般特权的女性和女孩意味着什么。

此处最大的讽刺在于：倘若艾玛在最近这次采访中没有突然宣称她“爱我、珍视我”——我怀疑她之所以转变态度，是因为发现对我毫不留情的谴责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时髦”——我或许永远不会如此坦诚地说出这些话。

成年人不能一边亲近一个经常公开呼吁刺杀朋友的激进运动，一边又理直气壮地要求这位昔日朋友继续爱自己，仿佛这位朋友其实是自己的母亲。艾玛当然有权反对我，也有权在公众场合谈论她对我的感受——但我也拥有同样的权利，而我终于决定行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