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

1. 9日，以色列出动 15 架 F-35I 隐身战机与 F-15I 战机，空袭卡塔尔多哈的哈马斯停火谈判代表团。行动发射 10 枚精确制导弹药，最终仅击毙 6 人。

2. 路透社、半岛电视台等信源显示，哈马斯袭击前获情报预警，迅速转移至地下掩体；接任哈马斯主席的哈立德・马沙尔事发时不在多哈，代表团高级成员全员安然无恙。以军宣称的 “精准命中、决定性成果” 沦为仅击毙随行人员的象征性打击。

3. 以色列的行动是多方默许的结果：美国在以军战机升空后知情，却 “延迟通报” 卡塔尔，2 小时窗口期内 “故意来不及干预”；沙特默许以军借道，防空系统全程未启动；卡塔尔虽有 “爱国者 - 3”“萨德” 等先进防空系统，却全程不反应，仅事后 “强烈谴责”，此举可能是为了平衡大国压力与自身政治信誉。

4. 以色列战术得手却战略失利。卡塔尔退出加沙停火调解，外交进程停滞，哈马斯塑造“受害者”形象，更易获得国际同情；内塔尼亚胡力排众议推动行动，却导致外交孤立；海湾国家更注重政权存续与大国庇护，而非意识形态或阿拉伯团结，因此抛弃哈马斯。种种迹象预示中东或进入“远程打击 + 幕后交易”的“新现实主义”时代。

作者丨唐驳虎

2025年9月9日，以色列空军又出动了：跨越1700公里，深入波斯湾腹地，对卡塔尔首都多哈发动精准空袭，目标直指正在此地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哈马斯高层代表团。

这次行动不仅打破了“调解国主权不可侵犯”的中东外交潜规则，更以高度协同的远程打击能力，继续向世界宣告以色列已具备对整个中东核心地带实施“定点清除”的战略能力。

据以色列陆军电台披露，这次行动由约15架F-35I“隐身猛禽”和F-15I“雷电”战机联合执行，从内盖夫空军基地起飞，经空中加油后穿越沙特领空，最终在几百公里外内向卡塔尔一处高度戒备的住宅区发射10枚精确制导弹药。

战机在在数秒内发射约10枚导弹，且仅针对一个目标。导弹抵达时间为当地时间下午3时46分（北京时间晚上8点46分），目标建筑被摧毁，但哈马斯核心成员幸免于难，仅有副主席兼首席谈判代表哈利勒·哈亚的儿子、办公室主任及3名随员身亡。

多方默许，哈马斯成为“反伊联盟”牺牲品

最令人震惊的并非军事行动本身，而是事件背后的多层次默许与战略共谋。

首先，美国知情但“延迟通报”。特朗普在事后声明中承认，美军在以军战机升空后即获知行动，他随即指示特使通知卡塔尔，但“为时已晚” ，已经无法有效干预。

这一说法实为政治话术——从战机起飞到抵达目标约需2小时，所谓“来不及”实为有意为之的“事后知会”，既保全盟友面子，又避免承担直接责任。

其次，沙特阿拉伯默许空域通行。以色列战机若要抵达卡塔尔，必须穿越沙特或伊拉克领空。尽管沙特官方未表态，但其防空系统全程未启动，且有情报显示沙特已秘密批准以军借道。

这一举动暴露了中东地区“反伊大联盟”的真实底色：在共同对抗伊朗的框架下，阿拉伯诸君主国宁愿牺牲哈马斯这一“棋子”，也不愿动摇与美以的战略默契。

最后，卡塔尔“被动默许”。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本·贾西姆·阿勒萨尼明确表示，美国在袭击发生10分钟后才通报。

而卡塔尔拥有“爱国者-3”、“萨德”和“天弓”等先进防空系统，F-15QA、阵风等战机也处于战备状态，却全程未作反应。

这绝非技术失能，而是政治选择——作为美国乌代德空军基地的东道国，卡塔尔无法在美以联合行动中真正“反抗”。其所谓“强烈谴责”，不过是对外维护主权形象的必要表演。

技术细节：LORA导弹与隐身机群的“穿透式打击”

从技术层面看，以色列这次行动的技术特点在于武器选择与战术协同。

以军使用了10枚“空中罗拉”(Air-LORA)空射弹道导弹，这是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的准高超音速武器。该导弹重1.6吨，战斗部600公斤，射程在空中发射平台加持下可达700公里，采用双锥体弹头设计，具备末端机动突防能力，精度(CEP)小于10米。

虽未达5马赫高超音速标准，但再入速度极快，传统防空系统难以拦截。

更关键的是，F-35I的隐身能力使机群在穿越阿拉伯半岛时未被雷达有效锁定。配合空中加油，以军实现了“超视距、隐身突防、快速投弹、安全返航”的全链条打击，标志着其远程精确打击体系已成熟。

目标幸存：一场高调却失败的“斩首行动”

尽管以色列高调宣称空袭“精准命中”并取得“决定性成果”，但多方独立信源和主流媒体的后续报道逐渐揭穿了这一说法。

据路透社、半岛电视台及多名接近哈马斯高层的消息人士披露，以军此次“定点清除”行动并未击中核心目标。

在袭击发生前，由副主席兼首席谈判代表哈利勒·哈亚（Khalil al-Hayyah）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已获得情报预警，迅速撤离原定会晤地点，转移至加固的地下掩体或备用安全屋。

因此，代表团全体高级成员均安然无恙，躲过一劫。而在哈尼亚、辛瓦尔之后接任哈马斯主席的哈立德·马沙尔（Khalid Meshaal），据信事发时并不在多哈。

这场声势浩大的远程打击，最终仅以击毙数名随行人员和一名卡塔尔警察告终，战略目标宣告落空。

根据哈马斯官方确认及多方信源核实，现场 6名遇难者身份如下：

1.吉哈德·拉巴德（Jihad Labbad），别名“阿布·比拉尔”（Abu Bilal）

哈马斯副主席哈利勒·哈亚的办公室主任。

2.哈曼·哈亚（Hammam al-Hayyah），别名“阿布·叶海亚”（Abu Yahya） ，哈利勒·哈亚之子，哈马斯政治局成员。

3.阿卜杜拉·阿卜杜勒·瓦赫德(Abdullah Abdel Wahed)，别名“阿布·贾利勒”或“阿布·哈利勒”（Abu Khaleel） ，哈马斯高级官员巴塞姆·纳伊姆（Bassem Naim）的随行人员。

4.穆阿明·哈苏纳(Mu’min al-Hasuna)，别名“阿布·奥马尔”(Abu Omar)。

5.艾哈迈德·马姆卢克(Ahmad Mamlouk)，别名“阿布·马利克”(Abu Malik）,哈马斯多哈办公室职员，兼任安保人员（保镖）。

6.巴德尔·萨阿德·穆罕默德·胡迈迪(Badr Saad Mohammed Humaidi),卡塔尔国内安全部队警察，在执行安保任务时不幸遇难。

以色列的这次袭击目标为哈马斯在多哈的政治办公地点，上述五名巴勒斯坦籍人员均为哈马斯派驻多哈的工作人员或家属，卡塔尔警员因现场执勤而殉职。另有数名随行人员受伤。

哈马斯核心领导人、谈判代表团均幸免于难。这一结果令以色列的“斩首”行动沦为一场象征性打击。

默许与放水：“主人”卡塔尔的两难博弈

其实，最引人瞩目的并非空袭本身，而是东道国卡塔尔令人费解的“被动沉默”。

作为海湾地区军备最精良的小国之一，卡塔尔不仅部署了“爱国者-3”和“萨德”等先进反导系统，更拥有36架F-15QA、24架“台风”、24架“阵风”和24架幻影-2000战斗机组成的空军。

另外，美国在中东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乌代德空军基地也坐落其境，配备完善的预警雷达与空中指挥体系。

按理说，任何未经许可的空中入侵都应被迅速识别并拦截。何况，这套系统在今年6月也成功拦截了伊朗向卡塔尔发射的近20枚弹道导弹。

然而，面对以色列在700公里外发射的空地导弹，卡塔尔防空系统却全程“失语”：雷达未开启、战机未拦截、防空导弹未发射。

更耐人寻味的是，袭击发生前20分钟，卡塔尔空军的F-15QA按计划升空巡逻，却未对逼近的以军导弹采取任何应对动作，仿佛视而不见。

这一系列反常举动强烈表明，卡塔尔当局极可能事先已获知行动信息，并在美以的施压下被迫选择“默许放行”。作为依赖美国安全庇护的盟友，卡塔尔难以公开对抗华盛顿的战略意图。

但与此同时，卡塔尔并未完全屈从 ——据信，其在最后关头仍向哈马斯代表团发出预警，促使其紧急撤离，从而挫败了以色列“斩首”核心领导层的企图。

这一微妙操作，暴露了卡塔尔在“大国压力”与“政治信誉”之间的艰难平衡：既要向美国示忠，又不愿彻底背弃其长期经营的调解者角色。

从庇护者到旁观者：卡塔尔对以色列的“战略服软”

实际上，卡塔尔长期以来一直是哈马斯最重要的海外支持者和政治庇护所。自2012年哈马斯领导人从大马士革迁出后，多哈便成为其事实上的海外总部与外交中枢。

卡塔尔埃米尔多次公开接待哈马斯高层，包括政治局主席伊斯梅尔·哈尼亚和副主席哈利勒·哈亚，为其提供安全居所、外交平台和巨额资金支持——据估计，卡塔尔每年向加沙提供数亿美元援助，其中相当一部分经由哈马斯渠道分配。

这种支持并非秘密，而是卡塔尔以“调解者”身份介入巴以事务、提升地区话语权的核心策略。

然而，此次以色列公然在多哈实施“定点清除”，卡塔尔防空系统却全程沉默，事后仅以“强烈谴责”回应，甚至在美国“事后通报”的尴尬处境下被迫接受既成事实，充分暴露了其战略脆弱性。

曾经以“斡旋者”姿态周旋于美、以、哈之间的外交平衡术，在绝对军事实力面前已难以为继。

这次被迫“服软”，标志着卡塔尔对哈马斯的庇护时代进入尾声，其地区角色正从“独立调解人”向“美国战略附庸”悄然退却。

战略误判：一场赢了战术却输了大局的冒险

以色列选择在此时发动对多哈的远程打击，其战略动机清晰而紧迫。

随着欧洲多国（法国、西班牙、爱尔兰等）相继表态支持承认巴勒斯坦国，加沙停火谈判在卡塔尔等第三方斡旋下也出现实质性进展，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外交压力。

若哈马斯以“谈判方”身份登上国际舞台，将极大提升其政治合法性，进而削弱以色列长期构建的“反恐战争”叙事，动摇其军事行动的道义基础，甚至威胁国内右翼联盟的政治支持。

为此，以色列铤而走险，试图通过“斩首”哈马斯高层，彻底打乱谈判节奏，重夺战略主动权。然而，这一“精准打击”最终沦为一场战略败笔。

尽管以军成功实施了高难度的远程奔袭，但核心目标——哈利勒·哈亚等高级领导人——因提前撤离而幸免于难。

更严重的后果是，东道国卡塔尔在主权遭公然侵犯后，宣布退出加沙停火调解机制，使本已脆弱的外交进程陷入停滞。

这一结果正中哈马斯下怀：它不仅避免了高层覆灭，还成功将自己塑造为“被侵略的受害者”，进一步赢得国际同情。

战略失败：内塔尼亚胡的孤注一掷与行动失败

此次行动由内塔尼亚胡力排众议强行推动。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仅通过媒体才得知多哈行动。

安全机构首脑之间并未形成统一立场：辛贝特支持此次袭击，安全体系内其他部门则热情不高。

摩萨德局长并未反对行动本身，但反对其时机，认为在谈判进行期间暗杀哈马斯领导人“站不住脚”。内塔尼亚胡推翻了他的意见，下令立即执行卡塔尔行动。

内塔尼亚胡执意为之，动机明确：在多国酝酿承认巴勒斯坦国、停火谈判取得进展之际，以“斩首”破坏哈马斯谈判能力，迫使美国重启“极限施压”。

然而，行动失败——目标未死，反而使哈马斯获得“幸存者光环”，国际同情上升。以色列看似展示了一次强大的军事能力，实则暴露了其日益孤立的外交处境。

这场行动，赢在战术执行，却输在战略全局——它用短期的军事胜利，换来了长期的外交破产。

地缘重构：海湾君主国的“现实主义背叛”

最后，这次事件揭示了海湾国家政府的某种外交逻辑。

在美以霸权面前，卡塔尔、沙特等国选择“默许”而非“对抗”，因其根本利益在于政权存续与大国庇护，而非意识形态或阿拉伯团结。哈马斯作为“抵抗轴心”的象征，终被“务实联盟”抛弃。

以色列的局部胜利，不是军事的，而是战略的——它证明，在实力面前，外交规则不过是纸面约束。

而中东的未来，或将进入一个由远程精确打击与幕后交易主导的“新现实主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