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白云区一对住出租屋的夫妻，因生了小孩就被房东“赶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夫妻住合租房生娃

被房东认定为“违约”

2024年1月26日，王女士和某租房平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下广州市白云区某小区单元的一间房。在此期间，王女士结婚并生下一个孩子。本来以为生活会越来越好，却突然被管家说违反了合同约定，要求他们在3个工作日内搬离。

据租客王女士透露，如果没有搬离，房东会把他们的个人物品、行李等全部清走，若有经济损失，后果自负。

平台方工作人员解释，该房屋属于合租房，签订合同时已提醒过最多入住人数不超过2人，并且不可以占用公共区域，现在王女士不仅生小孩，每天还有老人家过来带孩子，遭到其他租客投诉。

据悉，租房合同里写明：不得超过2人/间房，且居住人年龄必须为18-40岁之间，公共区域走廊仅支持摆放鞋架，且保障正常通行，不得影响其他租户及同住人的正常使用。对于以上内容，租房平台的工作人员表示，在签约确认合同之前，相关内容都有重复提醒。

对于“强制要求3个工作日内搬离”的说法，租房平台的工作人员回应称，发正式通知有1周左右时间，搬离日期也可以协商，但夫妻俩坚决不愿搬离，沟通无果才做出强制决定。

“合同至上”？

对于上述事件，不少人认为：“合同就应该遵守，应该有契约精神，说好了不能住未成年人，就是不能住。”“自己生孩子，为什么让其他租客来承担生活受影响的损失？”乃至不友好地反问：“都已经合租了，为什么还要生孩子？”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认为：王女士因为在合租房里生孩子，就要被“扫地出门”，非常不人道。而且，夫妻两人是租房之后生育的，并不是故意违反合同，租房合同还能管得着生孩子吗？

平心而论，合租条件下的生育，自带着大都市劳动者的艰辛，但也的确会影响房东、其他租客的利益，其背后的法理情该如何平衡？真的要“法不容情”吗？

其实，上述租房平台制订的租房合同当中提出的对租住人口、人均面积的限制，源于地方层面治理群租的规定。2022年《广州市住房租赁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出租用于居住的房屋，承租人人均使用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不含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但是，前述通知还是留下了“弹性空间”：“承租人与同住人之间具有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及医疗护理等特殊情况的”，不受人均5平方米的限制。

治理群租、设置最低人均居住面积，是为了保障基本的消防安全、公共卫生等要求，但是地方政策也基于人道精神，为王女士家这种生孩子、带老人等特殊情况留下了空间，并没有做一刀切的规定。

特殊人群的租房困境

不过，这件事情引发热议，还是折射出当前租房市场上存在的特殊人群租房难问题。

当前，有些房东、平台为了减少麻烦，对租客提出了很多要求，其中有一些明显带有歧视性的意味，比如说，不租给老人（甚至是中年人）、孕妇等。

据在某房产中介工作7年的刘语玲介绍：“老人的房租涨幅远超年轻人。一般来说，年轻人第二年房租涨幅在5%到10%之间，但是老年人的房租涨幅会超过20%，甚至也有房东故意大幅涨价‘逼退租户’的情况。”

同时，北京、上海等城市超2/3的中介机构对60岁以上老人设限，部分平台将“60岁以上租客”自动归类为高风险群体。68%的房东认为老年租客“生活习惯难磨合”，45%担忧房屋维护成本增加。部分品牌公寓甚至明文规定“限18-40岁”租客。

“老龄化社会”和“生育友好型社会”，两个社会愿景的构建却遭遇了租房市场里的“冰冷”。一边是基本的人道精神，一边是合同契约；一边是普通人生存困境，一边又是合租者、房东等其他人的利益受到影响。

“居大不易”是现代人生活的场景性焦虑。关起门来，搞合租房里的“囚徒博弈”，没有一方是赢家；只有放到公共政策层面上，引进公共政策倾斜、社会支持力量，用“做加法”的思路，才能更好地消弭矛盾，事实上提升生育意愿。

据北京执业律师杨鑫介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将禁止年龄歧视写入租赁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相关尝试，比如杭州余杭区的法院判决房东拒租老人行为构成年龄歧视；北京推出老年公租房，配备专门的适老化设施等等。

“除了政策上建设公租房、保障房，一些大的租赁平台也可以推出针对老年租户的产品，提供灵活的租期，也可以参考国外‘代际合租’的模式，让老人和学生合租，实现共赢。”中介工作人员刘语玲说。

而在此次事件中，“夫妻合租房生娃”的相关课题，也不只是合同与人道的单选题，不该只是房东、租客的博弈，要放到“居者有其屋”“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大命题下找思路。比如，针对生育痛点施策、精准发放生育补贴、适当减低房东税费，将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优先配租范围等，都是可以尝试的办法。

“麻烦”不应该是被租房市场拒之门外的理由。毕竟生育和衰老，都是全社会难以绕开的课题，为当下的老人、孕妇等人群改善居住生活，也是在为我们自己的将来铺路。

来 源丨央视网综合广东台DV现场、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