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怡

中东事务资深观察者

8月25日，以色列军方先后两次袭击了加沙地带南部的纳赛尔医院，共造成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半岛电视台等媒体5名记者在内的至少20人死亡，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哈马斯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袭击医院的解释是“试图通过编造一个虚假的理由来为罪行辩护”，“仅仅是为了逃避对这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的法律和道德责任”。

而就在前不久，8月10日晚，以色列军方对加沙一座医院门外的帐篷发动袭击，导致6名记者遇难。据称，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升级以来，加沙已有超247名记者遇害，国际组织指责以色列是“蓄意暗杀”，借以系统性压制新闻媒体对加沙的报道。

和那些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加沙地带的记者同行相比，8月10日遇袭身亡的半岛电视台记者阿纳斯·谢里夫（Anas al-Sharif）有三点不同：他是2024年普利策奖突发新闻摄影奖得主，在业界小有名气。他在社交网络上拥有数十万关注者，光在X平台就有50万人，是加沙地带与外部世界沟通的信息枢纽。还有，他事先知道，自己的生命正在进入倒计时。

8月9日晚上，谢里夫打电话给一位身在卡塔尔的好友：自己有强烈的预感，“以色列人准备杀死他”。8月8日一早，内塔尼亚胡内阁宣布重启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进攻。一天后，谢里夫的手机接到一个匿名电话，电话那头的人用阿拉伯语直白地警告他：“收声吧，阿纳斯。”在战区，这样的警告通常就是危险来临的信号。

谢里夫不打算离开，但他也有恐惧和不安——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妻子、父母和孩子同样身在加沙城的包围圈内。好友尽可能安慰他，隔着手机跟他一起念起了祷告词。谢里夫的声音稍微稳定了下来，他说自己还有工作要处理。随后的几个小时里，来自加沙城的现场画面和信息继续从他的X账户发出。

但，一切也定格在了这里。8月10日深夜11点30分，一枚以色列导弹精准命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设在加沙城希法医院大门口的临时办公室，炸毁了整个帐篷。谢里夫和他的五名同事以及一个侄子无一幸免。侄子是大学新闻系学生，正在谢里夫的团队里实习。

半岛电视台谴责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暗杀”，而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描述里，他们仅仅是清除了一个“冒充记者的哈马斯火箭弹小组”。

以色列军方甚至不吝表达自己的“宽忍”——他们已经向加沙城所剩无几的新闻工作者发出了疏散警告，或许就是9日白天的那通电话，但被谢里夫拒绝了。这似乎本身就是“哈马斯同谋者”甚至“哈马斯成员”的标志：哪有“正常人”会冒险留在空袭之下的加沙城呢？

以方甚至展示了所谓“证据”：哈马斯在官方声明中，称呼谢里夫为“烈士”，希法医院则被描述为哈马斯“地下掩体和指挥机构”所在地。这是一次“合理”的反恐行动。

报道真实的加沙，究竟有多困难？

我与谢里夫并无交往，但在过去十年的中东现场采访中，我曾不止一次结识与他类似的同行：在北叙利亚，在伊拉克，在巴勒斯坦……他们的年龄、性别、国籍各不相同，但有着许多共同点：本地人，受过高等教育，会至少一门外语，以“协调人”或者兼职撰稿人这样的暧昧身份为国际媒体工作。

在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日益下降、保险成本却与日俱增的2025年，是这些本地背景的“非正规”记者，协助甚至代替那些大报、大刊的外籍全职员工，在冲突第一线承担搜集第一手信息、联络采访对象、拍摄实地画面这样的高风险任务。如果不是殉职，他们的名字只会出现在报道末端或者新闻画面的最下方，对外界而言只是一串长长的字母。

然而，谢里夫依然有他的特别之处。在不到29年的短暂人生中，他从未离开过加沙地带365平方公里的土地。1996年，他出生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贾巴利亚难民营。当时整个加沙的管理权，被以色列交还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还不满两年。等到20多年后，谢里夫从阿克萨大学传播学专业毕业时，加沙地带的统治者已经是哈马斯，并且处于以色列的全面封锁之下。

2023年10月新一轮加沙战事爆发后，谢里夫同时为半岛电视台、路透社以及其他国际媒体担任摄像师，亲历了空袭、围困乃至漫长的饥饿。在我打过交道的加沙本地记者中，90%的人存在类似的情况：他们无权合法地离开加沙地带，因为以色列政府拒绝发放出境许可。

事实上，2019年我本人在以色列采访时，曾被特拉维夫机场的入境官员“约谈”了近三个小时。这位态度和善的官员指着我护照上的签证记录，认真地询问道：一位“正常”记者，为什么会对前往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阿富汗怀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如果不是抱有“特定的政治目的”，这类采访有何价值？

后来，我向以色列国防部下属的民政总署，以及以色列政府媒体办公室，提交了前往加沙地带采访的申请。我必须提前申报自己的身份信息、所属的媒体背景、过往撰写的稿件，报备自己在加沙的行程，等待漫长的审核和反馈。讽刺的是，同样的材料还必须提交给哈马斯的媒体部门——民政总署拒绝国际记者单独进入加沙地带，必须由哈马斯派人充当对接者。

只有在取得两个阵营的入境许可之后，我才有资格出现在加沙边境的口岸检查站，经过以色列士兵的安检，再由对面的哈马斯媒体负责人将我领走。

漫长的审核，最终持续了三个半月时间。当我最终收到以色列官方的许可文件时，人已经在北京了。成功进入加沙的欧美同行，则由哈马斯陪同人员全程跟随着，只能进入他们愿意带看的采访地。以色列政府并不在意这一切；他们只关心，记者在加沙地带逗留的时间，是否超过了许可证批准的期限。一切确实都是井井有条、充满秩序感的。但申请前往加沙地带这个行为，本身已经被贴上了“不属于正常记者”的标签。

没有亲临过巴勒斯坦现场的人，很难想象那里特殊的社会生态。地图上那个涂成统一色块的“巴勒斯坦国”，没有领空和国界线。当你从约旦过境，踏上巴勒斯坦所属的约旦河西岸土地时，扑面而来的是以色列国旗和以色列的入境口岸。

在相对“和平”的西岸土地上，密布着以色列投资修建、巴勒斯坦人无法使用的高速公路。走出拉姆安拉这样的城市中心，乡间小路上可能就有以色列巡逻队的身影。而在封锁更严密的加沙地带，每年能拿到入境许可的外籍记者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工作人员，数量不会超过四位数。

来自加沙的一手消息，只能由那些无法离开的人来搜集、整理和传出。

以色列 Or 哈马斯：谁是加沙的罪人？

我曾向牛津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尤金·罗根（Eugene Rogan）请教过哈马斯的崛起过程。罗根告诉我，立足加沙本地的哈马斯，之所以能在20世纪80年代末声名鹊起，除去巴勒斯坦内部“海外派”与“本土派”的竞争外，和以色列政府的有意识引导也不无关联。

实际上，哈马斯在2006年赢得巴勒斯坦立法机构选举，以及2007年以武力夺得加沙地带控制权，与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形成分庭抗礼之势，都有助于以色列的政治分化策略。以哈双方的关系真正走向破裂，是从2008年一齐升级加沙周边的军事行动开始的。

无须否认，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经济和人员封锁，已经持续了17年时间。但封锁系统依然刻意留出了漏洞。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前，以色列政府允许联合国以及全球人道主义组织，每天向加沙运输600—700卡车的粮食、药品和生活必需品。它们在埃及的3个过境口岸卸货，但没有许可证的外籍工人不允许进入，只能由哈马斯和加沙本地的政治团体组织运输、分发。

以色列政府甚至允许哈马斯保有畅通的财政渠道——2018年，为了缓和中东局势，经美国特朗普政府牵线，卡塔尔承诺每个月向哈马斯提供巨额现金援助。这笔钱的数额，最初是每个月1500万美元，后来进一步增加到3000万美元。以色列政府对此完全知情，同意开绿灯。这使得哈马斯收获的直接财政援助，一度突破每年3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哈马斯治下的加沙，逐渐形成了一套扭曲但可以维持运转的管理秩序。

在加沙地带，15000公顷农田可以生产本地所需的40%小麦、果蔬、牲畜和鱼类，哈马斯是农场的主人，也不定期向农民提供补贴。哈马斯及其关联企业是本地大部分国际机构的房东，联合国要在加沙地带开展工作，必须向哈马斯租赁房屋。

更重要的是，由于以色列限制外籍人员进入加沙，任何想要在加沙开展工作的援助机构，只能通过劳务公司雇用本地工作人员，而劳务公司可能也和哈马斯有关联。直接受雇于哈马斯的加沙社会服务人员，总数超过10万人，他们领取工资，相当于政府公务员。负责兴建学校、建设医院、分发救济粮的联合国近东工程事务处，在整个加沙有1万多名雇员，其中外籍人员仅占不到5%，其余的都是本地人。国际援助机构在加沙地带的运行，和哈马斯的治理网络根本不可能做有效区分。

于是，加沙地带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社会生态：一方面，按照以色列政府的指控，哈马斯会把15%—20%的国际援助物资直接抽走，发放给自己的武装人员，或者转售获利；另一方面，普通人又确实从援助体系中获利了。

你可能无法想象，2023年10月之前，加沙地带的人均预期寿命接近74周岁，整体识字率高达98%。这两项指标超过了一大半非洲国家。加沙地带的人口总数，也从2007年时的不到150万人，一路上升到2023年时的210万人。尽管当地青年人口的失业率长期超过50%，对哈马斯的不满情绪也一直存在，但以色列的封锁体系没有提供任何替代哈马斯的选项。在这一点上，以色列和哈马斯才是某种隐秘的共谋者。

被杀害的记者，是“哈马斯的人”？

在加沙工作的媒体人，处境也是如此。当谢里夫从阿克萨大学毕业，希望找到一份实习工作时，进入与哈马斯有关的电视台几乎是仅有的选择。当他成为半岛电视台和路透社的雇员，在战争第一线从事现场报道时，根本不可能不和哈马斯打交道——没有当地哈马斯指挥官的默许，进入合适的采访区域都会很难。

而在地面推进的以色列国防军，除去少数本国记者外，同样不允许国际媒体单独进入。这就把裁断权完全收归到了以色列政府手中——理论上，他们可以指控任何媒体是“哈马斯的人”。在一些时候，允许谢里夫和他的同事们继续工作，可以当作以色列宽容大度的证据。但在必要时，把他们当作“武装分子”清除掉也毫无难度。

从更大的范围看，加沙记者之死，本身就是更大范围内的人为饥荒的一个局部。是的，以色列政府明面上没有阻止国际援助机构入场。它不是允许美国背景的GHF（“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向难民提供救济粮吗？但军事行动已经摧毁了加沙地带95%的农田、85%的蔬菜大棚、94%的医院、89%的学校、70%的建筑和2/3的公路，而GHF的发粮点只有4处。

饥民被集中到只占整个加沙面积20%的安全区里，他们必须步行至少20公里，再穿过发粮点外的铁丝网和防御工事，才能接近没有“哈马斯的人”的营地。为了躲避返程途中的武装盗匪，许多人在领到粮食之后，要花20多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返回出发地。如果在途中被无人机判定为“存在安全风险”，就可能遭到以色列军队的袭击。其中确实不存在哈马斯，但它也把生命本身当成了筹码。

最讽刺的是，无论是针对记者的袭击，还是人为限制粮食供应的行为，对哈马斯直接造成的影响都相当可疑。身在当地的记者加达告诉我，整个2024年，加沙地带一直存在食品黑市。武装人员保护着囤积居奇的商人，用50倍甚至200倍以上的价格，出售面粉、食用油、砂糖和新鲜蔬菜。一公斤面粉在黑市上的价格，折合200多元人民币，西红柿和茄子也差不多。虽然哈马斯在战争中的确元气大伤，但在加沙，掌握武器者依然控制着食品供应链。

英国饥荒问题专家亚历克斯·德瓦尔（Alex de Waal）指出，从他在索马里参与粮食援助的经验看，战乱地区的粮荒没有最优解；手里有枪的人，永远是最晚饿死的。但只要外部在持续输入食品，即使它们会被抽走一部分，饥饿状况还是能获得显著缓解。因为那样一来，武装分子就不用和平民争夺食物了，黑市商人的利润空间也会下降。

不过，以色列政府不接受这个方案。为了打击占加沙总人口不到5%的哈马斯武装人员，他们让95%的平民先承受饥饿的后果。而平民在粮荒中付出的代价，会比武装人员大得多。

更有甚者，哈马斯剩余的领导层也试图利用这场粮荒。加沙难民后裔、巴勒斯坦政治活动家阿尔哈提布告诉我，因为以色列政府把饥饿当成武器，加沙居民即使不喜欢哈马斯，也不会欢迎入侵者。这就为哈马斯抗拒和谈，并利用国际舆论向以色列施压创造了机会。

而阿纳斯·谢里夫之死，也成为了这场战争的一部分。当他尚在人间时，并不被哈马斯视为同路人。甚至，因为谢里夫对哈马斯做出过某些批评言辞，受到过武装人员的刁难。但当他在空袭中死去时，哈马斯却安然赠予他“烈士”的头衔，将他的声誉作为自己的政治资产。粮食可以是武器，舆论也可以是。而战争，仍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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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