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历史学者王笛出版了《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后文简称《茶馆1》）。这册耗费十年心血的作品，是他彼时投入最久的一个题目，也成了他日后最为卓著的一张名片。

在那本书的最后，他写下一段颇具文学色彩的句子：“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尽管仍然会像五十年前世纪开始的第一天那样，把茶馆的门板一块块卸下，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和这个城市一起，已经踏入虽然轰轰烈烈但是已不再属于茶馆和茶客们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既是结尾，也像一个预告。

研究的脚步的确没有停下。又花了十年时间，他用一册三十余万字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后文简称《茶馆2》）写下了未完待续的部分。作品的英文版率先在2018年付梓，获得 “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随后出版了繁体中文版，如今，简体中文版也终于面世。

尽管两册《茶馆》共同构成了一部视角细腻、意味深长的中国百年微观史，但仔细读来，它们之间却存在着诸多差异。而所有的差异，不仅源于时代的真实面相，也有着王笛在面对历史时微妙的内心波动。

王笛

写《茶馆2》变得越来越冷静

《中国新闻周刊》：《茶馆2》和前作《茶馆1》共同构成了一部中国百年微观史。但是从核心议题来讲，两本书都在探讨公共空间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要分成两部来写？除了涉及的时代不同，不会担心第二部成为某种重复吗？

王笛：其实过去有学者跟我提过这个问题。最初我也是打算只写一本百年史，但是2000年前后，我在成都市档案馆找到了关于茶馆的资料，发现如果只写一本书，远远没办法把这些资料充分利用，于是决定前五十年、后五十年各写一本。

关于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区别，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讲，第一部我主要讲的是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突，第二部讲的是国家力量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第一部里虽然国家文化不断扩大，对地方文化产生影响和削弱，但是没办法完全改变或控制日常生活。另外，就是关于公共领域的问题，第一部只是稍微涉及，第二部进行了比较展开的讨论。实际上通过茶馆的研究，我想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新闻周刊》：《茶馆2》进入了现代史，其实已经超出了你本来的近代史的学术领域。虽然方法上可能有一些相通之处，但具体操作起来会有什么具体的挑战和困难？

王笛：《茶馆2》的资料，实际上档案最晚只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几乎完全没有。所以我在田野考察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这也是这本书花的时间特别长的一个最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是一个历史学的研究，后半部是一个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研究，从个人的故事、街坊的故事、城市的故事，逐步扩大到国家的故事。

我是有相应的学术准备的。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政治学和社会人类学都是我的副修专业，我在四川大学任教和写作《跨出封闭的世界》时，对社会学也有比较深入的接触了。但是真的要把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融入这本书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怎样使前后两个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洽的逻辑。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田野考察是怎么做的？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应该说这不算是看家本领。

王笛：刚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过做一些社会学的数据分析，当时还设计了调查表。但是后来我放弃了，因为我觉得这种调查很难反映实际的情况。最后我全部是用的观察，把自己置身于茶馆里聊天，然后把看到的、听到的东西记录下来。

而且我聊天的时候是以一个茶客的名义，而不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没有预先设计的问题。我觉得这种方法更接近于客观，也符合我一贯主张的写历史要注重普通人（的观念）。当然它有它的局限，由于没有目的，你也不知道能得到什么东西，资料都是非常零散的，写作的时候才考虑哪些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但是反过来也有好处，如果预先有设定的话，可能会忽视掉很多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一部历史学作品，《茶馆1》的文字也一直为人称道，许多段落都写得很温情。但在《茶馆2》里，类似的风格却不见了。为什么？

王笛：写作要有冲动。第一部的引子和尾声都是全书完成以后才写的，我在写的时候，头脑回到了那种历史的场景，让我有了笔下生花的灵感。但是到了第二部，那种灵感没有了，变得越来越冷静。如果说第一部有一种浪漫，有对逝去的过去的一种回想，第二部则是一种冷静的分析。

这可能与处理的问题有关，当面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那些经历时，我觉得那种抒情的语境不存在了。而且这一段历史我经历过了，经历得刻骨铭心，已经没有任何浪漫的想象空间。

王笛新书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年轻人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茶馆2》，今年你还出版了另一部学术作品——两卷本的《中国记事（1912—1928）》。如果说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做一个比较的话，你更看重哪一部作品？

王笛：两部作品都是我的孩子，而且花的时间都特别长。但是《茶馆2》毕竟在2018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过英文版，202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繁体中文版，对我来说，实际上已经是有点遥远的过去式了。所以相对而言，我看重《中国记事（1912—1928）》更多一点。

而且《中国记事（1912—1928）》所涉及的问题更重要，比《茶馆2》更具现实意义、更有迫切性。它是通过他者的眼睛去看自己的历史，那段历史又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中国。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读到它，特别是年轻一代，能够通过这部书去进行一些历史的反思、去悟出一些道理，去思考怎样看待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怎样看待我们的未来。

《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年轻一代，近几年你似乎经常在各种场合谈起与之相关的话题？

王笛：关于年轻人，我这几年思考确实蛮多的。今年6月，我在新世相做了一个采访，聊的全部是年轻人的问题。去年凤凰卫视的一个采访，我也谈了好多年轻人的问题。

我愿意对这些问题发表看法，作为一个过来人、一个在大学里面待了半辈子的人，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很多问题如果不讲出来，永远得不到解决，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越快越好。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这些问题，你认为是这一代年轻人特有的吗？

王笛：很多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年轻人本身。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低估了年轻人的能量，其实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说不定哪天就是改变社会的一种力量。

记者：徐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