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公务员搞副业往往被视为违规行为，需要偷偷摸摸进行。然而，如今政策有所调整，公务员搞副业不再需要遮遮掩掩。这一转变体现了对公务员多元化发展的认可，只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公务员可以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一些与本职工作不冲突的副业活动。这不仅能增加公务员的收入，还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积极性，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同时，也需加强对公务员副业的监管，确保其不影响本职工作和公共利益。

7月8日，重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微信号上发布的一篇文章，在各大社交媒体上不胫而走，里面明确指出：在不违反纪律、不泄露信息、不影响主业的情况下，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可以从事自媒体、健身教练、跑滴滴、送外卖等合规副业。

该内容在互联网上发酵，民间猜测，莫非重庆打响了“第一枪”，正式宣告公务员可以搞副业？——在此之前的多年，对“公务员兼职”一事，全国性法律仍持原则性禁止的态度。

其后，成都日报、湘潭市人民政府网、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官方媒体也先后转发了这条信息，范围覆盖中国大江南北。

相关内容的留言区里，置顶的多是叫好声：“这个政策好”“重庆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通过吃苦努力正当收入应该支持”……

也有不少自称是公务员的ID，表达出一种“不敢信”的态度，“什么时候公务员被允许做副业了”，还有人说“连卖自己的快递箱纸板都会被保洁阿姨举报”，何谈做副业。

网友热议的另一面，是现实中公务员的集体沉默。当听到可能的新风向，凤凰网接触到的8名公务员都觉得，尽管对同事业余搞兼职已司空见惯，但真把“做副业摆上台面”是“不可能的”。他们更倾向拥抱一直以来的信条：做副业的前提是“要隐蔽”。“因为一报备就是一个不允许”，“做副业等于和晋升无缘”。

吊诡的是，众人将信将疑其时，作为“开了口子”的重庆，却已把上述“允许公务员副业”一文删除。当凤凰网7月17日致电重庆人社局，对方回应“从未发布过类似通告”，“可能是工作人员转发了其他公众号的内容”。

所以此次“新规”，到底是公务员系统革新的宣言，还是一桩无人认领的社交媒体乌龙事件？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李宏勃认为，地方释放的可能是一种“正向的信号”，他告诉凤凰网，或许应该乐观看待。

上海公务员付易泉常在小红书上刷到讨论“公务员做哪些副业合法”的帖子，他对跟帖里的一条评论印象深刻，大致意思是“不敢评论，默默收藏”。

但他并没有刷到此次“新规”事件，被告知的第一时间，他反应淡淡的：“哦，是吗？”

社交媒体上盛传重庆率先松了口，但四位重庆在编公务员也都表示“不知道”这个情况，而且认为“话题太敏感”，实在不方便多说什么”。

此外，尽管河南疾控也转发了“允许做副业”的文章，该省某地级市体制内人员李贝贝也表示没听说“明确公开说鼓励副业”，反而感受到的是单位“越来越谨慎”，她说同事们普遍的态度是“生怕一个不留神就查到你”，“八项规定工作组、驻派纪检组、违规吃喝……好像（公务员的）一个很小的动作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更别提做副业了。

她自己就被查怕了。在上大学时，大学生创业有优惠政策，李贝贝的亲戚就利用这种便利，用她的身份证办过营业执照做杂货铺的小生意，商店的法人是亲戚。“那时候我没有入编，对这个事情完全不在意，办就办了。”李贝贝说，不久后亲戚不开店了，可营业执照一直没有注销，等到入编做公务员以后，一次统一排查公务员是否注册营业执照的行动查到了她。

李贝贝先跑到区里注销营业执照，随后写了多份情况说明，包括实际经营人和她是什么关系、银行流水明细、为什么要借自己的名字给实际经营人办理营业执照、有没有实际参与经营等内容。“直到前年，我还在因为这个事情写检查，原因是我没有政治敏感性，怎么能随随便便借给人家。”

严防利用职务捞钱、“权钱交易”成了最严格的红线。机关单位甚至也拿“不能办营业执照”来严格要求编外人员。李贝贝单位有个女生边考教师资格证边做公益岗，有天她突然不来单位了，询问相关领导才知道，因为她家里人也用她的身份证办了营业执照，上面查到了这张营业执照，直接取消了她的公益岗，“因为她违规经营”。

四川某地级市退休公务员胡昭告诉凤凰网，从来没听过政策“松口”的说法。他表示据他三十年公务员生涯所知，所有的“副业”都是“悄悄地进行”，而按照过去机关单位的处事方式，“有关系的就不会被举报、被查，没有安排好领导的（公务员）就要遭”。这种说法也得到了曾经在南方某地级市组织部工作的宋琪的印证。

一些公务员在离职以后做副业，也会被前单位“追杀”，哪怕是此次新规明确允许的兼职：自媒体博主。宋琪2024年离职以后成为自媒体博主，走的是“体制内科普类”赛道。后来因为被人认出并且打电话给原单位确认身份，前同事特地电联他“让注意不要乱说话……叫我最好不要做（自媒体）了”。“实际上在三四线城市，公务员很容易被监控到。”宋琪后来搬家去了更大的城市，他说在大城市里自媒体人多、各种声音也多，淹没在这些声音里，相关部门就不太会注意自己。

“现在还有倒查十年、二十年的机制，也就是说你在职期间如果有‘违规行为’，只要有人举报、检举，即使你退休也会抓。”胡昭表示，倒查机制牵连了许多已经退休公务员。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倒查20年”是中央纪委2020年的反腐十大关键词之一。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解读，大量退休官员被查处，体现出执纪执法政策的改变。

在日趋严谨的背景之下，明面上做副业有一个必要条件：向组织“报备”。但是否批准，具体到地方或是单位，又有不同的态度。

“每年单位都会统计一次，有兼职情况都要向组织报告。”付易泉说。不过，他到现在没有看见不允许或者被调查的同事，因为“实际上大家都不会真的报备”。

前公务员、主播“繁繁”也倾向认为，一般情况下，报备做副业，相当于允许别人把你在工作中出现的任何一点小错误都归结在“你做副业”这件事上。“报备”成了一种“把柄”，落人口舌，“谁愿意给自己招惹这样的麻烦呢”。

因此大部分公务员都不会选择报备，“除非（副业）做到一个非常大体量”，比如郝雨或者当年明月。如果是小公务员，繁繁表示：“有哪个单位领导会说行，同意你做副业呢？对于领导来说，同意就意味着风险极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即便可能面临的阻碍重重，“做副业”早已成为公务员私下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繁繁曾经做过十年的公务员，辞职以后成为播客“体制内”的主理人，她有超过15万个听友，大部分是体制内在编人员，她说与“做副业”相关的几期节目流量高于平均数，收听量都在1.5万人左右。

具体到公务员个人，“隐蔽性强”变成了做副业的必要前提。“你会发现做自媒体赛道的博主，很多都用了变脸和变声器。”繁繁说，她在职的时候有同事炒股，但自从单位开会强调上班时间不许炒股，她视线范围内就没人在办公室打开过炒股软件。

上海公务员付易泉的观察也类似，“都在台面下进行（副业），同事不会和你说，你看见了也不举报，这是基本道德”。工作十年，见到过不少同事突然辞职后无缝做起其他职业，比如一个女同事去年辞职以后摇身一变成了瑜伽教练，私下打听才知道，“她其实在职的时候已经做一些代课的兼职”。

除此之外，他还见过下班以后收费给小学生辅导语文作文的检察官，在大学兼职讲课的办案法官，“公务员的副业早就深入群众”，他说。也有刚进单位的年轻公务员或者家里比较困难的同事跑滴滴，“严格来说跑滴滴也很难不违规，因为这需要你办下网约车运营证，不然就是黑车了”。付易泉听同事详细拆解过开网约车的经验，下班以后6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1点，1公里能挣2块钱到5块钱不等，一天能挣200到300块钱，“还要看运气”。

至于繁繁本人，过去也在在职期间做过一些“副业”，比如在辞职前的几个月就已经开始做播客，2017年也做过民宿。

“我当时根本没有去想过能不能做播客、能不能做民宿这种问题”，她只知道在职期间做播客严格不接任何广告，没有得到任何收入，而民宿房子主要是母亲在管理，她下班后有时搭手帮忙。她没有跟房客透露过自己是公务员，房子也是自己家的，“相当于我自己拿来交朋友的一个工具，和一些房客聊天是很有趣的”。辞职以后，她才意识到这或许还是不太妥当。

李贝贝也曾在办公室里看到过学广播电视编导的同事帮别人剪视频，那是一条护肤品的广告。“他应该有一个接广告的渠道……这两年短视频风起，所以他的生意还行，接单接得还挺频繁的，一个月多收入几千块钱应该没问题。”李贝贝不敢太近看，只是远远看见同事把剪好的视频发进一个群，对方给他发了一个200元的红包，一单就算完结。

还有学播音主持的同事下班会去辅导班做兼职老师，机构公开宣传的页面从来不提及这个老师，也就不涉及公务员“抛头露面”的问题，“没有留痕迹，看不出来是谁在做副业”。

就繁繁了解，公务员做副业中赚得最多的还是“知识付费类”的，例如有位听友帮人分析“个人优势”，帮助他们在职场当中站稳脚跟，靠这种咨询服务一年增加的收入会有六位数。也有播客听友分享过一些体制内很火的小成本“副业”，例如在闲鱼上给出“链接”卖各种文书材料，或者发布文章代写的链接，“资料包1块钱一个系列，积少成多。”

李贝贝就帮人撰过稿，她主要的“客户”是其他机关单位有私交的公务员，“体制内组织会机关公文写作比赛，有的单位内部系统会有提交文稿的KPI，如果完不成，会被通报批评”，有不想写的人，就会找写手来代笔。她有段时间每个月交两篇类似的文章给“客户”，内容是“廉政作风的感悟”。

做副业更“卷”的是机关单位里的编外人员，白天帮人打游戏练号，晚上跑滴滴、做游戏直播，空闲时间“刷有声读物”赚平台的虚拟金币兑现真钱。李贝贝说单位里的后勤保障人员日常工作是维持设备正常运行，只要设备不出问题就属于“大闲人”，“所以大把时间等着干副业”，再者他们是“临聘人员”，不怕被举报，真被开除损失也没那么大。李贝贝说，“单位是帮他们交社保的地方，他的孩子两岁，结婚也没多久，做副业也是出于养家糊口的压力”。

增加收入，是越来越多公务员想搞副业的原因之一。

“有些财政吃紧的地方已经发不出公务员的绩效。”宋琪说，绩效一年多则二三十万，少则几万，“那些要靠薪水吃饭的人是很难受的。”

李贝贝的单位就已经两个月没发绩效工资了，所在地区的区级单位甚至三个多月没发工资了，“他们的口号叫‘保六争九’，就是保证一年发6个月的工资，争取发够9个月工资”。她说，同事们做副业的态度就是“我想赚钱”。同事此前当着领导的面算孩子上辅导班、特长班的开销，父母看病的开销，以及房贷，“确实压力很大，如果私下不做什么（副业），真的是挺难的。放眼望去，我身边这些做副业比较卷的基本上都是有孩子的。”李贝贝说，再不让机关单位的人去干点别的活计，“真的没有办法了”，她推测可能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各地松口“公务员做副业”的风声。

付易泉自己没有干过副业，倒不是他担惊受怕，只是觉得实在当不了“卷王”。他挠着自己的头发说：“为啥我忙得没空开展副业？你看我头发都要掉光了。剩下一点头发要留着，还有两个娃要带。”

说起近几年的收入，“总体薪资降了20%”，他称要不是实在太忙也想找点事情来补贴家用，因为养两个孩子实在太花钱，“比如现在小学进去英语都不会从字母开始教，那父母工作忙怎么办，只有去上幼小衔接的补习班，两个小孩就是两份钱。”

“老实说，正常下班后凭自己的劳动获取报酬，真的有错吗？”

体制内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卷副业不如踏实工作，“搏晋升”。付易泉说，“公务员每升一级都会加工资，虽然少，但现在我们最快一年半可以升一级，努力工作，可以比别人爬得更快，意味着退休以后的待遇更好。”

在这种背景下，公务员群体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工作态度。“想往上卷，就卷职级，躺平的推都推不动。”李贝贝说，大家活得挺通透。付易泉的下属有20%是想往上卷的，“说要加班从来不打回票，这样领导提拔都会想到他们”，80%是躺平的，“无论你说有什么事找他们，他们都说有别的事情要忙，要加班就说家里有事，长时间这样，领导也开不掉他们，就会边缘化他们”。

宋琪总结，做副业的重点群体是被边缘化的“40岁以上的基层公务员”。就他观察，这群人的特征是“上升空间不大”，40岁了做到副科级，成了“被领导放弃的人”，而“这样的人在体制内占绝大多数”，他们工资相对较低，但工作稳定，“人到四十，家里可能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因为上有老下有小”。

宋琪认为，有一官半职的领导之所以对列出的副业不感兴趣，一是因为本职工作非常忙碌，二是因为公务员队伍里有一句话是“只有指着工资花钱的那群人缺钱”，意思是那些处于领导岗位的高层公务员生活各方面的开支都不花自己的工资，总有人给你安排好。“住房有单位分，车有单位配，现在是不允许开单位的公车，但说实在的我所接触到的很多的领导都还是用单位的加油卡，只是他不会自己去加，司机会开着车去加油，单位会以请工勤人员的名义去雇佣司机。”

业余副业与否，也与所处部门相关。宋琪观察到，公务员群体中忙到基本没时间做副业的部门包括党委组织部、纪委、政法委、宣传部这样的核心部门。具体到“局”，各个地方的重视程度不同，边缘化一点的“局”相对来说比较“闲”。除此之外，每个单位当中也有被边缘化的“闲人”、“懒事的领导”。宋琪过去认识的某地旅游发展局的副局长爱好书法，但无心管工作上的事，教人写书法，个人收了几十名学生。

“体制不会因为你管的事儿少而开除你，工作就像分蛋糕，你愿意少吃点，自然有人愿意多吃一点，领导老抢分工，即便忙、累也要抢，那是因为权力是让人上瘾的。”宋琪说，换种角度思考，如果上述副局长真的沉迷教书法，只收取和市场价格一致的正常教书费用，反而是没那么渴望权力的一种表现。

对于“公务员搞副业”如何评判，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李宏勃都认为，官方从未确认过哪些副业允许公务员从事，只是划了“红线”和禁区。

凤凰网查阅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官方网站上的通报，并未发现“允许公务员做哪些副业”的相关规定，但近年来有不少相关案例，详细阐明了不被许可的副业，和曾经被许可的副业。

不少传统副业形态属于高危领域，一不小心就擦边违规。最典型的是公职人员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从事营利性活动，在通报中被称为“一边当官、一边发财”。在过往典型案例中，公务员自己或与他人合办、以他人名义开办旅行社、宾馆、电影院、采砂场、洗车店等，都受到了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并收缴违纪所得。

还有一些特殊“兼职”被通报批评，例如2018年重庆一村干部兼职“风水先生”被通报批评。据重庆市委党委通报，该地涪陵区同乐乡莲池村党支部书记胡泽明，从2001年任莲池村村委会委员起，先后多次为莲池村村民建房、安葬看风水，选择阳宅阴地并收取费用，每次150至500元不等。2004年起，他开始在村里兼职做“风水先生”。通报指出，胡泽明涉及党员干部参加迷信活动，同乐乡纪委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还有不办实事、只搞副业的“躺平干部”被免职的案例。2015年湖南省保靖县4名纪检监察干部因热衷“副业”，十八大以来没有主办或协办过一件纪律审查或信访件调查，而被调整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虽无红头文件规定，中纪委网站上也曾公布一些公务员做副业的案例，明确表明“不违规”，其中包括“摆地摊”和“跑滴滴”的情形。

最典型的“做副业”被许可的案例，是2016年安徽歙县王村镇一名副镇长被举报跑网约车。他因腿部风湿疾病治疗费用花掉超过1.5万元（其中大部分为借款），跑网约车是为了还钱。他在前往县委党校参加早上9点半会议的路途中顺道拉了趟“专车”，被熟人举报，那时他已经总共跑了359单，净收入近3000元。

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2019年1月，一名自称属于扬州市宝应县的网友“乐乐”在扬州市人民政府网站“寄语市长”频道留言询问：由于生活压力较大，咨询下公务员利用周末时间送外卖是否违纪？随后宝应县纪委回复称，“公务员如因生活困难，利用周末时间送外卖，原则上不构成违反党的纪律，但作为公务人员应当向组织上报告有关情况，并不得影响本职工作的开展。”

凤凰网查询安徽歙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发现，十年前被举报跑网约车的副镇长，已于2025年6月得到提拔，被晋升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凤凰网溯源发现，2025年7月这则所谓发布“允许公务员从事六大副业”的通告，实则是一桩体制内无单位认领的“乌龙事件”。自媒体频频引用的消息来源——重庆人社局，在7月17日电话中回应凤凰网，“未曾发布过相关通告”，工作人员表示“可能是转载了其他公众号的文章”，且人社局官方微信号已删除该转载文章。稿件源头为湖南日报旗下的“湘伴”微信公众号综合整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等内容而成，截至发稿时，该稿件被福建、河南、贵州等省政府机构广泛转发。

但“公务员能做副业”的消息已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包括“粉笔”在内的考公培训机构已经迅速将“如何看待公务员做副业”的话题更新进入2025年题库，分析利弊。

“我是觉得凭劳动但不凭任何跟职级、职务相关的内容，来获取合理的报酬，都还是OK的。”繁繁认为，公务员也是人，总会希望生活过得好一点，多一点收入。她始终忘不了前同事因为对烘培热情满满，在朋友圈面向所有同事低价售卖自己做的蛋挞，用好几个月挣到的2600块钱给自己添置厨师机的快乐，“其实公务员需要这样的活力，来疏解心理压力，倒不是说真的能挣多少钱，而是给自己一种积极暗示，我生活工作可以平衡得很好”。

宋琪认为，考公的年轻人一方面选择的是“稳定”，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创新力不足”、“拒绝接受新事物”的特征，而做副业是一种真正深入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践方式，“帮助这些今后可能需要做决策、影响规则的年轻人，对普通人的生活有更深的体会，是一件好事”。

“当然，不可避免地，一小部分人会利用职权违规谋取利益，形成腐败，影响社会稳定。”宋琪补充道，也正是因为这样，如果能有明确“红线”的同时，给基层公务员群体指出能够做具体哪些副业，把事情放在明面上，并且单位执行透明的标准，“才可能不会出乱子”。

但也有网友指出，“允许公务员从事的六大类副业”可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公务员不得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李宏勃认为，法律对公务员做出相关规定，本意有二，一是避免公务员利用手里的权力谋取不当的利益，杜绝一切形式的“权钱交易”，二是考虑到公务员代表国家形象，是给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所以要求这个群体有敬业精神，要把全部的精力拿来为国家的公共利益服务，不负社会的期待。

但是随着新经济的发展，新业态的出现，存在不违背这两个本意的前提下，让公务员群体既能有一份合理的额外收入，又有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这对社会是有利的。应该抱着乐观积极的心态看待这种信号。”李宏勃表示，原有的法律规定需要像《立法法》所说的，要跟上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保持科学性，如果简单一刀切，不允许公务员从事所有的副业，或许没有什么特殊的好处，反倒压制和阻碍了一些新事物。

“如果公务员做副业没有违反立法的目的和法律关切的公平正义时，没有影响本职工作，我更倾向于鼓励人的个性和自由，这对社会有利、对自己有利的一种行为，应该鼓励。”

他表示，地方尝试之后发现有利于社会发展，甚至可以推动立法的修订。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作者 燕青 ｜ 编辑 周褶褶

排版 魏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