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科幻作家王侃瑜和修新羽从科幻与纯文学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壁垒出发，为我们重新梳理了二者间的关系。实际上，在科幻热潮的影响下，作家跨界融合已经成为常事，不过两人也指出这两类文学间确实存在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偏好差异、市场差异等。面对“未来已来”，“科幻其实提供了一种更贴切的‘模型’来理解和仿真这种现实。从这种意义上说，科幻已经不再仅仅是关于未来的幻想，而是关于当下超真实体验的隐喻。”

认知壁垒：在科幻文学与纯文学之间，

是不是真的有壁？

王侃瑜：你既写科幻也写没有任何幻想元素的现实题材，在科幻杂志和纯文学杂志上也都有许多作品发表。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从初期就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发力吗？

修新羽：我们高中是寄宿制，没有家长管着，终于可以阅读所谓“闲书”了。那段时间就大量阅读了科普类和文学类的作品，它们从不同方面为我揭示了世界的复杂。所以在刚开始创作小说时，我很自然地会同时从这两方面入手。投稿的第一篇小说算是青春文学，发表在《萌芽》，第二篇就发表在《科幻世界》。对我个人而言，这两类创作之间其实没有本质区别——但我后来发现它们的读者群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比如《萌芽》的读者是女孩子偏多一些，《科幻世界》的读者是男孩子偏多。

王侃瑜：我的第一篇作品也是在《萌芽》上发表的，是我读创意写作MFA时的毕业作品，分了六期连载，那是十年前了，当时我们就应该同刊过。

修新羽：对，我印象蛮深刻的，你连载的是《云雾》。都说作家刚开始写作很多都是从自身经验出发，但是感觉我们当时都是先从“幻想中的生活”入手，从现实生活逃开，躲入虚构。

王侃瑜：我其实一直是一个科幻迷，但没想过自己会正经创作，阴差阳错进了MFA之后，遇到的老师都是写纯文学的，课堂作业也老老实实写现实题材，就想着毕业作品我一定要写一个能获得中文系老师认可的科幻。

我的第一篇作品得到了老师们不错的评价，发表也很顺利，但后来的投稿遇到了不少困难。我发现自己的创作被夹在科幻和纯文学中间，两边都不靠，同一篇作品拿给科幻编辑和纯文学编辑，得到的反馈会截然不同。我挣扎了好一阵子，才慢慢找到自己的风格，其实我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纯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科幻。当然，市场也在发生变化，如今发科幻的纯文学杂志也越来越多了。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传统文学的作者也开始写科幻了？

修新羽：是的，国内很多传统文学的作者都在创作科幻，比如李宏伟、王威廉、陈崇正、沈大成、梁宝星，等等。大家已经逐渐意识到，科幻能够帮助我们寻找到新的视角，发明新的叙述方式，去讲述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故事。你的直观感受是怎样的呢？

王侃瑜：我感觉也是。越来越多传统文学的作者开始关注和创作科幻了，但似乎面向的受众很不一样。因为我同时也在做中国科幻的海外推广工作嘛，编选过一些英文选集，也负责落实一个翻译专栏，沈大成的作品就被选入过我们的科幻选集、科幻专栏，还入围过科幻奖项。我发现国外的类型边界可能相对没那么明显，一是科幻与奇幻或者其他推想文学类型之间的边界模糊，二是推想文学与纯文学之间的分野不大。国内的分类好像相对比较明显，哪怕最近几年多有跨界融合，但这个“界”本身还是存在的。

修新羽：其实聊到“纯文学小说”和“科幻小说”有什么区别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说，它们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小说，只是用不同的技术路径去实现了某种特定的阅读效果。对“区别”的讨论，其实都是对技术路径的讨论。

王侃瑜：是啊！技术路径、审美倾向、读者市场的区别，但本质上都是小说。我印象中，科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受主流纯文学期刊认可的，可能只有童恩正、叶永烈等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科幻，再后来就是刘慈欣破圈受到文学界和评论界关注，那已经是2010年以后了。近年来，越来越多主流文学期刊都开始做科幻小辑、科幻专栏，释放出更明显的欢迎信号。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人民文学》《收获》《花城》等期刊发表的科幻和《科幻世界》《科幻立方》《银河边缘》发表的科幻又有哪些差异？

修新羽：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是，纯文学期刊是不会让你签合同来要求代理版权，但《科幻世界》会要求作者签署一份独家代理合同，会非常积极地售卖版权。也就是说，在科幻领域，大家会把很多工作量放在作品后续的转化方面，而不仅仅关注文本。而文学期刊开设专栏，我觉得一部分考虑到了读者预期，让那些偏传统的纯文学读者不至于毫无准备地面对“机器人”“时空隧道”的冲击，一方面也便于形成规模，邀约评论，引起读者的关注。

前阵子正好看到科幻作家杨枫那篇总结《龙与瓷砖虫：2024年本土科幻中短篇小说概览》，他提到在过去一年里《人民文学》《十月》《花城》等头部文学期刊都在发表科幻作品，《边疆文学》《文学港》《文艺报》还设立了固定的科幻专栏，全年共计发表了超150篇科幻作品，其数量已经超过核心科幻刊物（《科幻世界》《科幻立方》杂志）的128篇了。我自己的科幻小说也有很多是发表在纯文学刊物上面，但我也有些失落地意识到，其实大部分科幻读者是不会专门去看纯文学刊物上面的科幻小说的。而那些发表在《科幻世界》上面的作品，则会被更多人讨论、评价。

说个亲身经历，有次我甚至在科幻群里看到一位幻迷说，某篇小说写得太无聊了，真应该拿去投给《XX》（某非常知名且优秀的纯文学期刊）。这种评价让我震惊而难过，也让我一下子意识到了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偏好之间存在着鲜明区隔。

王侃瑜：是诶，感觉这是审美趋向不同带来的很大误解。科幻读者确实不会去看纯文学杂志上的科幻小说，所以很多科幻迷并不是因为我的科幻小说而认识我，反倒是因为科幻活动组织经历，国际推广工作，甚至是研究工作而认识我。其实我们去看科幻文学的奖项，也会发现审美趋向的不同。银河奖、星云奖这样从科幻社群内部成长起来的奖项，可能代表着核心科幻迷群体的审美，个人觉得科幻创意在这些作品中还是受到比较大重视的。而像贺财霖·科幻文学奖这样依托《文学港》杂志的奖项，评选出来的作品则相对更重视作品的文学性，我有听说过一些星云奖、银河奖得主在这个比赛中折戟，并觉得意外。当然，这些作品本身都是优秀的，只是突出的地方不一样，并没有孰高孰低。

换个思路来想，科幻已经非常流行，得以吸引足够多的作者、支撑起不同的审美倾向和读者市场了，这也是件好事。

电影《降临》

科幻热潮：科幻为什么在这几年

突然受到广泛关注？

修新羽：很多我周围的朋友们这些年也都开始关注科幻，甚至成了“初级科幻粉”。也想问一下侃瑜，在你看来，为什么科幻在近几年会受到这样广泛的关注呢？

王侃瑜：现在的这股科幻热潮，也就是始于十多年前。这支“寂寞的伏兵”突然之间就受到了广泛关注，我感觉有多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是有成功破圈的作家作品，刘慈欣的《三体》成为现象级的作品，让许多人意识到原来科幻也有深邃的思想。以前真的有挺多人对科幻有误解，觉得是儿童文学，或者是“哈利·波特”系列那样的，当然儿童文学和魔法世界也可以写得很深刻。《流浪地球》的影视化又更进一步增加了科幻电影的国民度。

另一方面是科幻的科技叙事和国家层面大力推动科技发展的政策相符合，也是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核电、海洋科考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让作者和读者意识到科幻故事在中国这片土壤上发生是合理的、可能的，越来越多中国特色的科幻作品涌现，不再像以前那样打开一本科幻小说就是西方科学家。

还有就是过往的科幻设定正在成为我们当下的日常，人工智能、元宇宙、基因编辑这些以前都是科幻小说的设定，但如今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而且全方位侵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我想这也让传统的科幻题材成为所有作者都必须回应的时代现实。你如何看待科幻的日常化？

修新羽：高中住校期间，我写小说的时候是手写在本子上，等周末回家再一点点整理到电脑里。所以高中时期，也是我唯一的一段有创作“手稿”的时期。现在我们经常能在博物馆里看到某某著名作家的某某手稿。我时常会想，若干年后，我们这代人中的著名作家被拿来拍卖的会是什么？是移动硬盘吗？是他用来打字的笔记本电脑吗？我们都看过电视，用过手机，我们都用过微信，我们都网购过商品，在大的技术浪潮中，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艘船上。对技术的体验，是我们最共通的一种体验。然而，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技术发展究竟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改变。

王侃瑜：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不是有句名言嘛，“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分布不均”。技术的发展，对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人带来的改变都是不同的、非均质化的。过去，对于“未来”的想象和定义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通过对科技的垄断、文化产品的输出等，让大家觉得“未来”就像好莱坞大片里那样，高楼大厦、科技公司、宇宙飞船……但随着这种垄断被打破，全球南方国家纷纷开始构建和讲述自己的未来，去打破单一的、线性的、简单的未来叙事。并且我觉得这些象征未来的技术，其实在中国更加深度地嵌入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之中，这几年大家都很明确地有“未来已来”的感受。我在挪威生活期间，还有在欧美其他国家旅行期间，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他们那里的智能手机普及率远不如中国，也没有相应的一整套移动应用生态。

修新羽：因为之前在“科技+零售”公司工作过，我对这方面思考得比较多，也举几个例子吧。前阵子京东美团大战，大家现在对“即时零售”“30分钟外卖到家”都已经很习惯了。这种生活的“便捷性”或许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当我们想吃什么立即就可以吃到，我们控制欲望、延迟满足的能力是否会被削弱？当我们开始共享自行车，共享充电宝，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在享受更大的自由？当现实变得如此快速、复杂、技术化，以至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框架难以捕捉其本质的“不可思议性”时，科幻其实提供了一种更贴切的“模型”来理解和仿真这种现实。从这种意义上说，科幻已经不再仅仅是关于未来的幻想，而是关于当下超真实体验的隐喻。

王侃瑜：顺着你这点讲下去，学者朱瑞瑛就认为科幻和现实主义并非彼此的对立面，而是一个光谱的两段，科幻其实是一种高密度的现实主义。科幻小说以一种高密度的“摹仿”来再现现实，只是我们当下面临的很多现实能量层级过高，很难以直接的方式来进行呈现，所以科幻小说成了一种比较合适的表达形式。科幻的语言系统将所有隐喻、象征、诗性的事物都当作“真实”的事物来处理，由此进入到更深的写实层面中去，便于处理一些像人工智能、气候变化之类的议题。

我自己在创作中也是有这种感觉，比如我感觉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不断加速，加速看视频、加速工作、加速收到外卖，大家对于时间的感知变得紊乱，整个世界好像都在加速奔跑，不知通往何方。我不知道怎么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来描摹这种加速，所以我就用科幻小说《陨时》来尝试捕捉这种感受，构建出一个切实的加速技术和加速世界。你自己的创作中有没有这种例子？

修新羽：哈哈，那就借机推荐一下我即将发表在《江南》杂志2025年第七期的科幻小说《机器引导自由》，里面讨论了人类对自身的物化、对确定性的病态追求等，以机器作为隐喻，展现科技对个体社会生活的渗透。

王侃瑜：很多人觉得，现在技术迅猛发展，人和机器，比如手机的相处时间越来越多，人和人的交流越来越少，我们如何在加速的时代里自处好像也成了一个问题。

修新羽：其实我倒觉得这并不完全是“问题”。与手机交流，大部分时候指的是通过社交网络与人交流。刷短视频，玩游戏等，其本质是人与某些人类文化成果进行交流。我相信这样的交流也是有意义的，并非只有线下的、人与人的、点对点的交流才是“真实的交流”。

网剧《三体》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怎样的

科幻审美与批评？

王侃瑜：话说回来，你为什么对科幻感兴趣？写科幻时最感兴趣的又是哪些主题？我自己是觉得从现实往外推演的过程让我着迷，可以是科技的推演，也可以是社会的推演，在一套自洽的逻辑下面去自圆其说很有挑战性。每次写一篇新的小说，就是在了解一个新的领域，我也挺享受收集资料和前期构思中这个学习的过程。

修新羽：自始至终，科幻中真正触动我的，不是新鲜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中蕴含着的那些古老而深刻的哲学追问。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和你拥有同样的基因、同样的记忆，能否认为他就是你？界定人们身份的最重要因素究竟是什么？人与其他动物是否存在本质区别？但是当我想要和周围写作领域的师友讨论作品时，很多人明确跟我说，他们对科幻不感兴趣。

王侃瑜：十几年前，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那时候大家对科幻的认识不够，觉得只是开脑洞甚至怪力乱神，产生了很多误解。我以前参加《萌芽》和《联合文学》举办的两岸文学营，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青年写作者在一起讨论文学，我说我是写科幻的，好像就有点让人吃惊，但后来有台湾地区的青年作家跑来私下和我说，其实他们也很喜欢看科幻、奇幻，只是在文学的场合下谈这些似乎上不了台面，哪怕有写怪物小说的也顶多是往民俗、传说那方面靠。

修新羽：当时《三体》还没有火出圈，大家下意识会觉得科幻是“点子文学”，是虚张声势的花架子，觉得阅读一篇科幻就像看一场魔术表演，翻过扑克就有鸽子从里面飞出来，缺乏对人性的挖掘。我在文学期刊当编辑的时候甚至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接到有科幻元素的投稿后去跟作者沟通，看能否收录进科幻小辑，投稿者连忙否认，说自己写的不是科幻，只是有点儿博尔赫斯和卡夫卡的风格。而很多不太阅读纯文学作品的人也会认为，纯文学是门槛很高、风格化很强的艺术作品，是佶屈聱牙或者枯燥无聊的。其实纯文学的审美千差万别，有些作者会更照顾读者的感受，有些作者喜欢挑战读者，或者说，至少是不“讨好”读者，在叙述上增加许多难度。由此可见，虽然科幻和纯文学正在逐步互相了解，但目前的了解程度确实不够，经常是在自己的领域内去想象对方。

王侃瑜：科幻文学也是如此，但感觉目前主流的科幻审美还是会倾向于照顾读者。刘慈欣就说过他的创作是“外圆内方”的，“外圆”是说表现形式上会照顾到读者的阅读感受，根据情况进行变通；“内方”是说他想表达的内核是不变的。有时候科幻杂志上出现堆砌意象和公式的作品，很容易受到大范围批评，科幻读者好像不太认可这种为了风格化而风格化的写作方式。但韩松是个例外，他的个人风格实在是太强烈了，所以喜欢的人会非常喜欢，无感的人也就彻底无感。有科幻机构把韩松和刘慈欣总结为“中国科幻的两极”，有两极就可以有很多极，无论软硬，无论偏向技术还是偏向哲思，无论是情节见长还是文字见长，我感觉当大家都愿意接受不同的风格都可以是好的科幻时，这个文类可能是在健康发展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当科幻有许多不同风格时，其核心魅力可能就被稀释了。

修新羽：你说的这些我也有关注到。其实，科幻推演带来的“陌生化”效果与叙述修辞带来的“陌生化”效果是两个不同的方面。用纯文学的手法来完成一篇科幻设定很俗套的故事，并不能算好作品，至少对大部分科幻读者来说不能算好作品；甚至，在很多人看来，用纯文学的手法完成一篇科幻设定很独特的故事，也有可能效果不佳、事倍功半。

还是讲点儿个人经历，有次我给科幻杂志投稿，收到的退稿意见是：“有设定也有故事，但是过于追求叙事方式和技巧，反而将设定的新奇感冲淡了，缺失了通俗小说的那种通俗感，更像纯文学作品了。”当然，也有可能主要是故事性不足，编辑为了退稿不尴尬才勉强夸了夸。但这个退稿意见确实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想到了小时候听说的一个故事，一个雕塑家完成作品后，找他的朋友来看，他的每个朋友都说，你这个雕塑的手雕得真好，栩栩如生。他听了勃然大怒，干脆把那双手砍掉了，因为他觉得手已经喧宾夺主了，让人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作品了。这件事给我的启发是，很多读者在阅读科幻的时候，很关注作品的可读性，也享受由技术推想而展现出的奇观。或许，无论是纯文学或者科幻，每一个作品都要寻找对它而言最合适的尺度。

王侃瑜：这可能也是写作或者艺术创作中最神奇和微妙的地方，没法用一个公式或者客观标准去量化这个尺度。有时候读一篇作品，哪儿哪儿都挺好的，没什么大问题，但就是感觉不太对劲。我自己写作的时候会有很多废稿，所以写得很慢，有时候也觉得是这个尺度不太对，只能推翻重来或者反复去调整，呈现出一个最终让自己满意的效果。写多了以后，我开始学会区分自己不同的作品脉络，每个脉络下的书写主题和风格也不尽相同，对应的尺度也不一样。有些篇目里的科幻元素很弱，比如《海鲜饭店》和《冬日花园》，更重在一种氛围感的营造和主角心境的刻画上，我自己将之称为“散文式的科幻”，相对来说更容易获得来自纯文学界的反馈。有些篇目里的科幻设定和技术细节比例就比较高，比如《火星上的祝融》和《岛与人》，这类作品好像科幻界的反馈就会更多。

修新羽：我记得《火星上的祝融》入围了雨果奖，《岛与人》今年也刚刚拿了科幻星球奖，好像都算是科幻圈的奖项。你最近也拿了“未来文学家”大奖，这算是不局限文类的文学奖项吧，听说你们还在现场和AI合作创作了？

王侃瑜：是的。我们几位获奖者一起坐在华师大的校园里，和DeepSeek合作进行人机共创。考虑到现场创作时间有限，我平时写得又很慢，我就想索性把创作的自由交给AI吧。我提供了基础的科幻设定和哲学思考，并给出提示内容引导AI进行创作，根据其生成内容进一步进行追问和调整。最终呈现出来的文字内容超过90%都由AI写作，略加人工删改和润色，但其实还是不大能看。我和其他作者的感受是一样的，AI目前在文学创作上的能力还很有限，要修改AI的创作内容比自己写还费力。

写作者们其实都还在探索如何使用AI，科幻作家刘宇昆总结过几点，其中一点是给AI一个具体的身份，让其从那个视角来评论作品，从而实时获得反馈。感觉这对于很多作者来说会比较有用，尤其是写作初期，这些评论和反馈可以提供一盏明灯。你作为一个前编辑，如何看待批评对创作的影响？

修新羽：我毕业后在《青年文学》做过两年编辑，我们杂志一直非常关注科幻，也是国内最早开设科幻小辑的杂志之一。当作者的时候，需要把心思放在作品本身的内容和调性上面，想明白自己究竟要表达什么；而以编辑的身份面对作品，则要考虑到它的受众群体、阅读效果，它在同类作品中的位置等等，要跳出作品本身。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编辑和评论家关注到科幻作品，我也特别期待他们对国内的科幻创作进行梳理，让我们这些创作者能够借助他们的目光照见自身的创作特质，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时代定位。

王侃瑜：目前的科幻批评好像更多是在民间产生，比如杨枫自己的中文科幻数据库和科幻百科都不时有优质的评论产生，许多科幻读者和作者也有自己的公众号，前几年的“星云科幻评论”做得也很不错。当然了，改版后的《科幻立方》杂志增加了评论的版面，越来越多做科幻小辑的纯文学杂志也会配发评论，像慕明、双翅目这样的青年科幻作家出新书也会得到充分的讨论，而杨庆祥、何平、张莉这样的批评家也都关注着科幻。感觉科幻批评的生态正在生长，更多的声音也在不断加入，创作者的选择和可能性也越来越多。

修新羽：无论如何，作品都是第一位的，希望我们都能好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