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 庆

当今社会，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数智技术的快速迭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引领各行各业发展升级的风向标。在纵深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布局的背景下，以数智技术赋能高校治理数字化转型，既是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高校响应数字中国建设号召的使命担当。基于此，高校应以更积极的姿态拥抱数字化浪潮，将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融入高校治理的各个环节，沿着治理平台、治理模式、治理主体三个方向，以数字化转型驱动高校治理升级，全面提升高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搭建智能治理平台，筑牢数字化治理根基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智慧校园总体框架》《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一系列教育领域指导性文件，为高校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当前，我国高校信息化建设已取得显著进展，智慧校园建设也在全国各大高校如火如荼地展开。一方面，很多高校正按照“一数一源”原则推进数据治理体系建设，旨在打破信息孤岛，实现各类信息数据的流通共享；另一方面，“一网通办”也在诸如苏州大学等高校逐步普及，极大提升了高校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这表明国内高校的数字化建设已呈现出从“智慧校园”转向更高质量的“数智校园”的新趋势。

实践中，建议广大高校以满足广大师生需求为核心导向，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搭建数字化、智能化的公共治理平台，为学校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管理服务等提供全方位支持。一方面，高校应树立“全校一盘棋”思想，统筹推进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与“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服务体系深度融合，构建系统化、层次化的数据治理体系，涵盖人事、教务、科研、后勤、学生管理等多部门业务系统，着力破除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和业务壁垒，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师生少跑腿”。另一方面，高校应以校内社交平台建设推动校园治理提质增效。明确平台功能定位，以服务师生为核心，开设推送学校官方通知、反映学生诉求的信息专区，并通过官方账号入驻、互动功能开发等方式引导学生参与校园治理，进而形成良好的校园互动氛围。

创新协同治理模式，拓展数字化治理路径

从社会发展趋势看，人机协同已成为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擎。探索人机协同在教育治理中的深度应用场景与创新发展路径，是顺应技术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智能高效、精准科学的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

高校应积极构建人机协同治理模式，打破传统管理桎梏，运用智能技术高效处理常规事务，管理人员则侧重于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与经验优势进行判断抉择，以实现人机协同、优势互补，有效提升教育治理效能。对于常规性事务，智能设备与机器人可凭借结构化、数据化、程序化的处理优势，高效完成如教务系统的课程排课、后勤服务的报修处理等重复性工作，其精准性与高效性远超人力，可大幅减少人为失误，保障基础事务的稳定运行。在决策性事务领域，智能技术能够深度挖掘海量数据，运用算法对教学质量、科研趋势、学生发展等数据进行分析预测，为教育决策提供多元方案。但要注意的是，最终的科学决策与最优选择，还需要依靠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经验判断与价值考量，从多种方案中权衡利弊、作出抉择。只有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智能机器的客观科学性深度融合，才能有效推动大学治理迈向科学、高效、平衡的现代化。

培育数智治理主体，强化数字化治理保障

新发展阶段，高校信息化建设已成为重塑高等教育教学范式、推动治理体系升级的重要力量。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是高校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为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人才保障。基于此，只有深入探索高校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策略，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人才生态，才能为高校数字化治理注入强劲动能，驱动高校在数智时代实现跨越式发展。

高校数字治理的顶层设计者，需提升数字化领导力，敏锐把握教育数字化发展趋势，带领师生积极应对挑战。制定科学的数字化发展战略，明确高校数字化转型的目标与路径，为高校数字化治理提供方向指引，确保高校在数智时代的发展紧扣国家教育战略需求，形成更高水平的管理体系。高校各职能部门管理层作为落实决策部署的执行中枢，承担着人才培育、科研推进、学科建设等多元任务，是连接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关键纽带，其信息化管理能力直接影响治理效能。高校需构建系统化培训体系，围绕智能办公平台操作、跨部门数据协同、数字化服务设计等内容开展专项训练，帮助管理者、各职能部门决策者和实施者熟练运用数字工具优化业务流程、提升沟通效率、完善服务体系，以精准的数据分析强化管理评估，推动高校各项工作向数字化、智能化迈进。

以教育治理现代化赋能教育强国建设，是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选择和必由之路。高校需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数智技术，在坚守教育初心与创新治理模式间寻找平衡，将数字化基因融入办学治校的血脉，以数字治理赋能治理体系建设的各个环节，坚持把治理效能转化为改革势能、创新动能、发展潜能，进而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高校智慧与教育力量。

（作者单位：江苏理工学院；本文系2025年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州市社会科学院项目“构建大监督体系提升高校治理效能研究”〈项目编号：202504234〉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