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科学家苏颂曾经两度出使辽朝，留下了《前使辽诗》三十首和《后使辽诗》二十八首。其中一首诗题为《契丹马》：“边林养马逐莱蒿，栈皂都无出入劳。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御乡评贵，家有材驹事力豪。略问滋繁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

苏颂在这首《契丹马》的下面还写了一个长长的题注：“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三二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馵。有役则旋驱策而用，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彼谚云：‘一分喂，十分骑。’番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视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翦剔，云马遂性则滋生益繁，此养马法也。”

其中所说的“视马之形，皆不中相法”，指的是契丹马(即蒙古马)不符合宋朝的相马法式，但契丹马又“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所以引起苏颂的特别关注。对于良马的形象，宋人有自己的一套相马法，图之于形，可以以李公麟的《五马图》作为代表。

《五马图》以白描的手法画了5匹名马，依次为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满川花。每一匹马均有一个人牵引，其中前两人着西域服装，三人穿汉人衣服，人马均以单线勾勒，流畅而内敛，反映出高超的白描技艺。

这幅画在南宋时曾经归内府收藏，入元、明，经柯九思、张霆发诸家递藏，康熙年间藏于宋荦家，乾隆时作为祝贺乾隆生日的礼物入宫。这幅流传有序的名迹，后来经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盗运出宫，流落日本，直至2019年重新出现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主办的北宋书画精华展上。

在前所未有的写实手法中，悄无声息地植入历史和想象

北宋李公麟最初以画马出名，他非常重视对马的观察，他每次在皇家养马的太仆廨舍，“必终日纵观，至不暇与客语”。曾纡在后跋中写道，据黄庭坚说，李公麟画完“满川花”之后，这匹名马不久便死了，“盖神骏精魄，皆为伯时(李公麟)笔端取之而去”，可见时人对李公麟画马艺术的高度评价。

《五马图》技艺高超、传承有序，画上又有与李公麟同时代的黄庭坚的跋语，另有南宋初的曾纡跋，言及黄庭坚题于元祐五年(1090)，因此，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五马图》是李公麟的真迹。但也不是没有疑点，疑点之一就是画上的签题。依元代以来旧说，此画是李公麟和黄庭坚的“合作”，前者绘图，后者题记。前四匹马都有签题，独第五匹没有。但四段签题中竟有三种格式：

格式一是前二马“凤头骢”和“锦膊骢”，分两行，均是“右一匹·某年某月某日·某机构·收·某国(人)/进到·某马·年龄·身高”。两行的分行很清晰，第一行以进贡国名结尾，第二行以表示尊敬的“进到”抬头。

格式二是第三马“好头赤”，写为“右一匹·某年某月某日·某机构·某产地·某马·年龄·身高”。

格式三是第四马“照夜白”。写为“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进·某马”，信息量比格式一、二减少一半以上。签题的位置也不一样，不是上下纵贯，而是写在马上部画面的一角。

宋代每匹官马都需造册，产地、身高、年齿、毛色是主要登记的信息。学者过去都认为《五马图》为纪实的职贡题材绘画，不过，无论是签题还是图像表现，只能判断前两匹马是异族贡马。签题表明，这两匹马分别由于阗国王和青唐地区的吐蕃部落首领董毡进贡，两匹马的牵马人也都是异族人相貌。

第三匹“好头赤”题签称是“拣中秦马”。北宋政府在边境地区集中买马，按照买马的区域，分为“秦马”和“川马”，“先是，茶马司设买马两务。一在成都府，市于文、叙、黎、珍等州，号川马。一在兴元府，市于西和之宕昌寨，阶之峰贴峡，号秦马。”因此，第三匹马“好头赤”是“拣中马”，“拣中”意思是“拣选中标”，“拣中马”是北宋政府对于御马的分类之一。

不论是画上的签题，还是签题中贡马的信息，都有与文献记载不相符合的情况。美术史学者黄小峰认为，《五马图》的所有视觉因素都意在营造一种“真实性”。他认为，《五马图》是对于唐代韩干画马作品的再造，所以画中的圉人(泛指养马的人——编者注)具有鲜明的唐代特点。

但它并非韩干画作的“摹本”，而是用新的方式转化之后的“传统”——在前所未有的写实手法中，悄无声息地植入历史和想象，从而有意模糊了历史与当代、客观描述与主观想象的边界。黄庭坚有诗称赞李公麟“李侯一顾叹绝足，领略古法生新奇”，大意是说李公麟看到韩干所画千里马后，经过领悟又创造出新奇的意象，《五马图》正是这种“新奇”的产物。

画中马依旧神采奕奕，但是宋人的精神不再武健

《五马图》虽然获得大家的一致赞叹，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画马作品。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在解释马的时候说，“怒也，武也”。马是充满速度与激情的动物，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作家布封说：“人类所要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这豪迈彪悍的动物——马。”

虽然李公麟画中的马依旧神采奕奕，但是宋人的精神不再武健。宋人笔下马的造型，因品种而异，大小、肥瘦、高低、毛色有别，但都温顺平和，大大的眼睛写满忧郁。

苏轼、苏辙、黄庭坚、李公麟等人组成了一个艺术小圈子，时常以马为题相互唱和。苏辙在题李公麟所藏《韩干三马》诗中写道：“画师韩干岂知道，画马不独画马皮。画出三马腹中事，似欲讥世人莫知。伯时一见笑不语，告我韩干非画师。”

苏轼在《又跋汉杰画山二首》中，借马提出了著名的“士人画”观念：“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但观现存的宋画作品，很难看出马的“意气所到”。

有宋一代崇文偃武，马政衰微。苏轼在李公麟另外一幅《三马图》上记述了这样一段史实：“元祐初……时西域贡马，首高八尺，龙颅而凤膺，虎脊而豹章。出东华门，入天驷监，振鬣长鸣，万马皆瘖(喑)，父老纵观，以为未始见也。然上(哲宗赵煦)方恭默思道，八骏在庭，未尝一顾。其后圉人起居不以时，马有毙者，上亦不问。”

马长八尺为龙，皇帝对待天马的态度尚且如此，大臣对待马政就更加懈怠。宋仁宗朝翰林学士承旨宋祁，在奏章中指出“今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但他担心的不是马匹不够，而是嫌军马过多，宋祁认为“天下久平，马益少，臣请多用步兵”。连“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参知政事范仲淹，竟也提出取消马匹贸易，“沿边市马，岁几百万缗，罢之则绝戎人，行之则困中国。然自古骑兵未必为利”。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虽然苏轼等一众文人自许颇高，但并不真正自信。苏轼在《三马图》的残卷里也只能感叹，“朝廷方却走马以粪，正复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寝。于时兵革不用，海内小康，马则不遇矣，而人少安”。

在“马则不遇”的时代里，很难想象艺术家能画出时代的强音，即使是这位画家的才情再高。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艺术家是时代的眼睛。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杭侃来源：中国青年报【